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不踌躇他说，那流氓应受到“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活活抽出”的惩罚。从那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塞维特斯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无需赘述，当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态度：当一凭个人称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都是虚伪的，他就不复能在基督教徒中间找到落脚的场所、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了。从塞维特斯犯了信奉“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之罪那天起，他就象野兽一样被人冷酷无情地追猎着。除从台上消失和采用化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他，因为他已声名狼藉了。因此他回到法国，化名米歇尔·德·维仑努，用这个假名字在里昂特里许赛尔兄弟印刷公司，弄到一个校对员的位置。在这新的生活圈子里，他那外行的然而有丰富想象力的见解，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并有可能和其他人进行辩论。在校对普图莱迈斯所著的《地理》一书的校样时，塞维特斯夜以继日地发愤用功，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还为此写了一个详细的前言。和以前那次一样，当他校对医学书的校样时，他灵活的头脑就又变成一个医生的了。不久以后，他竟然专心于医学学习。为此目的，他移居巴黎。在凡萨鲁斯附近作解剖标本，作解剖学学术报告。但这个没有耐心的人，象以前在神学领域一样，在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医学学位之后，就开始教学生，并试图胜过他的竞争者们。接着，他宣布他将在巴黎的医学院里开课讲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但大学里的医生们被这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激怒了，他们对他的自我吹嘘不以为然。地方当局也冷落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有人向巴黎议会控告他用“司法星占学”这门受到教会和世俗法律两面夹攻的学科搞捣乱。在查明“米歇尔·德·维仑努”即被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维特斯之前，他只得再次亡命。维仑努弗斯这个教员，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巴黎，正象神学家塞维特斯以前离开德国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当他再次突然出现时，他有了新的身份。谁会怀疑维也纳的大主教皮埃尔·保尔迈耶聘请的常任医官，曾经作为一个异端亡命他乡；并被巴黎议会判为骗子呢？不管怎么样，米歇尔·德·维仑努还是谨慎小心的。他避免在维也纳发表异端的论点。他受屈后变得沉默寡言：他尽量不惹人注目。他上门治愈了许多病人，颇赚了一大笔钱。当他外出散步，邂逅富裕的维也纳市民时，他们以西班牙式的礼仪向米歇尔.德. 维仑努大夫、显赫的大主教的常任医官致敬，“一个多么出众、虔诚、有学问和谦逊的人！”

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米圭尔·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他手持长矛冲刺。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可厌的、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现在也实在太过份了。加尔文写信通知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书商弗莱朗说他（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没有功夫读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他写信给法里尔：“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除此之外，他还破口大骂我。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他准备来这儿。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还是加尔文（在一封已丢失的信里）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已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在惊慌之余，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粑手稿还给我吧，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当需要它时，他就能摊牌。竞争双方都知道，在他们最后刻毒的话讲完之后，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在这时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现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向这样的人挑战，都是极端危险的。在这些方面，加尔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不象路德那样狂暴，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也不象法里尔的性格那样难弄。他的仇恨象剑一样刺目、尖锐、锋利，但并不象路德那样得自血统、气质、热情或怨恨。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德·拉·马合牧师写到他：“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字一旦印在他记忆的便笺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许多年过去了，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维特斯的消息，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牢记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安全地保管起来。箭矢在筒，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有几年功夫塞维特斯没有动静。他放弃了说服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起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兹温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他的就是对头的。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象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言部分的呼吁上：“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您是上天所赐，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由于出自内心的神圣的冲动，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在前几年，我作了第一次尝试。现在，因为时机业已完备，我必须从头来起。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愿我受难！”

塞维特斯在排印此书时所采取的防备措施，表明这位作者是很意识到他的作品正召唤来危险的妖魔的。一个大主教的常任医官，在一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发行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异端的书，这是何等危险的任务啊。不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他们的生命押在这莽撞的冒险上面。但塞维特斯乐于献出他行医的全部所蓄去激发起踌躇不决的合作者的热情。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搬到离此很远的、作者专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里去，想必是很花钱的。那里，无视宗教法庭的反对，那异端的论著由一些信得过的人排版印刷。他们都宣誓保密。书的末卷没有任何记号表出它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和发行的。然而塞维特斯在书的未页所印的日期的上面，灾祸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尔·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这就给宗教法庭的警犬们以证明原作者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正是这种非本职的工作使塞维特斯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残酷无情的敌手，貌似沉睡，实际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终保持着清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一张网眼越来越细密的网——将它的有效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国家。它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影响。在塞维特斯的书实际发行之前——甚至成千册书还堆在里昂仓库或者运往法兰克福书市场，并只卖出去如此之少的书，以致迄今只留下来三册——加尔文已到手了一册。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立即致力于一举消灭这个异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尔文展开反对塞维特斯运动的目的，是试图偷偷地“消灭”一个对手，那甚至比后来查佩尔高台（指日内瓦刑场）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为在仔细地读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极端异端的书以后，如果加尔文想让天主教宗教法庭对他的敌手下毒手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公开而诚实的方法。他满可以从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对这书。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内，天主教宗教法庭里教皇的仆人们，也会发现那坏书的作者。但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罗马教廷当局省却了寻找塞维特斯的麻烦，而且他是用最背信弃义的办法干的。加尔文的辩护士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要为他辩护，但他们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尝试反而有助于理解他性格上的阴险之处。就个人行为来说，加尔文是一个诚实的狂热者和一个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励着的人，每当有人怀疑他的教义时，或者在他看来，他的“事业”处于危急存亡时，他就变得厚颜无耻了。为了他的教义，为了他的宗派，他准备赞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几乎就在加尔文拿到塞维特斯的书的同时，加尔文的一个熟人，一个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国流亡者，从日内瓦写信给他的表兄弟安托万·阿尼，一个象他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在这封信里，特里在开头一般地叙述了新教的日内瓦怎样有效地镇压异端的一些计划，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国，这些异端杂草被允许滋生繁衍。（他将处处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接着，内容一转，从朋友间的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比如说在法国，在当局向一个异端下手时，他就会被烧死。

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但特里，这加尔文的心腹，写得更明白，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他的真名是米圭尔·塞维特斯，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仑努，是个开业的医生”，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阿尼，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立即把信交给里昂的宗教当局。里昂红衣主教以同样的速度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皮埃尔·奥雷处。这样，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从日内瓦发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仑努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想必是一个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帮着割断那导火线。很可能是维也纳的大主教及时暗示他的常任医官。当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在维也纳出现时，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雇的印刷工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排过或印过这样的书。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仑努愤慨地否认他就是米圭尔·塞维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仅仅满足于引起一场抗议，这一可怕的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加强了我们的这一想法。一定有几个有权势的人对那犯人伸出了保护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夹和拉肢具开始工作的，这次却凭维仑努弗斯逍遥法外。审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里昂。而阿尼则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无实据。那个日内瓦人，通过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维特斯的企图遂告失败。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内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里对上述异端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话，整个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为止，如果希望取一个宽大的看法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猜想：是特里发难，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作者，不论是特里还是加尔文都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告密会漏到罗马教廷当局那里去。但现在司法机器既已发动，日内瓦那一大群狂热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写信给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这并不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进下办的。他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所作所为动机的性质了。一个牧师想必不会对用文火烤炙这么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当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维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尔文怒吼：“你不知道作为一个福音的仆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官方的控告人，并利用他的职权设置圈套是邪恶的吗？”

让我再说一遍，当加尔文的教义处于危急情况时，他是一个无耻之徒。塞维特斯必须被“消灭”，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极记仇的人，他一点也不介意使用什么手段。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是一个伪善的杰作。特里称他对他表兄弟把信交给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惊。“原来只打算让你过目，”他说，“我除向你说明那些自命为教会柱石的人们是如何对信仰全无热情外，别无其他目的。”但现在，当他已知道柴薪已经堆积起来，他并不丢掉进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动的念头。这一卑鄙的告密者继续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因为大错已经铸成，毫无疑问，“上帝的意愿是把基督教徒从这肮脏和致命的灾害中拯救出来。”接下去的内容使人简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盖人类仇恨的不人道现象之后，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送给他的表兄弟。现在，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动了。

塞维特斯的几封亲笔信也附在里面。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揪到光天化日下来。塞维特斯的信件和几页书的手稿，都是塞维特斯寄给加尔文的，加尔文十分清楚地把它们从抽屉取出来的目的。他知道这些文件该送给那些他每天从布道台上大声呵斥为“撒旦之爪”的、并习惯于用酷刑和火刑对付他自己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知道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往了。

因此，他后来徒劳地试图掩盖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不无诡辩地写道：“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逮捕塞维特斯，有人甚至说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把他投入狼爪。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从接触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要知道，那些人对于我正象魔鬼之对于基督一样。”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地问：“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我无意暗示，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劝信异端们，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因此，这笨拙的信件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信上说：“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

行动比言词给人的印象更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加尔文把塞维特斯的私人信转给“罗马教皇的仆从”，使他们有可能用来毁了它们的作者。加尔文，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要对特里给阿尼的信负责（实际上是直接写给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能让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而且在给阿尼的信里用了下列的话作为结语：“我想我送给你的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样你将不会有任何困难把塞维特斯逮捕法办了。”

有记录说，当图尔伦红衣主教和奥雷长老看到提请他们注意的、有关塞维特斯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由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提供的，不禁哄然大笑。说实在的，为什么这些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们是那样的高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借口虔诚，说特里的动机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肠以及对朋友的忠实，那可能瞒过我们，但却掩盖不了这一荒谬绝伦的事实：新教的头头竟如此迁就，以至于去帮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全体审判官去烧死一个异端。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信仰迥异的显要人物之间是不常有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习惯于用火和利剑、绞台和刑车互相摧毁。不管怎么样，在这愉快的小插曲以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依然做他们该做的事。塞维特斯被逮捕，遭到严厉的审讯，加尔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提供了如此压倒之势的证明，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认他是此书的作者，即米歇尔·德·维仑努和米圭尔·塞维特斯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失败了。维也纳堆起了柴薪，火焰即将点燃起来。

无论如何，加尔文希望召唤他的其它死敌，帮助他去掉一个死敌的事，看来已再次流产了。这也许是因为塞维特斯，作为医生受人爱戴，因而拥有有势力的朋友们；也许是因为（那更可能）天主教会当局愿意对那个加尔文是那样急于把他送上火刑柱的人放松一下看管。不管怎么样，那看守是很马虎的。让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逃跑，比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岂不更好？看守塞维特斯的措施并不严密。以往对待异端，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地牢里，锁在墙上。塞维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允许他每天到花园散步一次，去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在一次散步中，犯人不见了，留给看守长的是一件浴衣和一架梯子，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园墙头的。但柴薪并未浪费掉，他的模拟像和五大箱《恢复》，在维也纳市场当众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日内瓦人假外国狂热分子之手，去掉一个仇敌，而使自己的手不致于被弄脏的诡计，以惨败告终。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全体人道主义者蔑视的众矢之的。他继续发起反塞维特斯的运动，他由于憎恨一个人的信仰，就图谋置那人于死地，现在他得对这些负全部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