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这尴尬的时候很镇静，直到今天我内心都因此对他充满感激。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早已谢世的人，我总不愿从学生的角度去看他，不愿把他只当成改错机器，当成一味吹毛求疵的学究去蔑视他，我总是回想起他在这最有人情味的时刻的形象，在这一时刻，这个老人充满厌恶却又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地走进我闷热的房间。他把帽子和手套拿在手里，不自觉地想放下它们，但又突然露出一种恶心的表情，好像不愿让他身体的任何部分与这污秽的地方发生接触。我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没有做声，仅仅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表示他不愿与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发生联系。
他冷冰冰地背着身站了几秒钟以后，终于把眼镜取下，不厌其烦地擦着，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尴尬；我不会忘记，老人重新戴上眼镜的时候怎样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在我面前他觉得羞愧，在他面前我也感到羞愧，两人都找不到话说。我暗自担心，他会开始一场计D话，用那种我从小学起就憎恨、嘲讽的带喉音的声调开始讨好式的谈心。但是——一今天我还在为此感激他—一老人沉默着，避免看我。终于，他走到放着我的课本的摇摇晃晃的书架那儿，翻开那些书—一他看了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碰过。“你的课堂笔记，”这个命令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嚷嘻地把本子递给他，还记得那些速写的记录只有仅仅一堂课的内容。他极快地翻阅了两页，不带一丝激动的迹象，把本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严肃地。不带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怎么想？该怎么办？”
这个平静的问题将我击倒在地，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是骂我，我就可以骄横地大发雷霆，他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我就可以嘲讽他。但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使我的顽固缴了械：这个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对待，它无奈的平静要求我尊重它，心甘情愿地解决它。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现在我几乎不敢回想，还有紧接着的整个的谈话，我今天仍不愿写下来：
有一种突然的震动，一种人心的狂澜，重述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感伤，某些话无比真实，是一些只能在私下交谈的话，是从不期而来的感情骚动中冲出来的。这是我那时和父亲进行的唯—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犹豫地甘受屈辱，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他只是向我建议，离开柏林，下个学期到一个小的大学学习，他确信，他用近乎安慰的口吻说道，我会从现在起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弥补回来。他的信赖使我震撼，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我年轻时对这个拘泥于冰冷的形式的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公正。为了不让热泪夺眶而出，我不得不紧咬着嘴唇。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颤抖着握了一下我的手，匆匆地走了出去。我不敢跟着他，不安而又迷们地呆立在那里，用手绢拭掉嘴唇上的血：
为了战胜我的感情，我把牙深深地咬进了嘴唇里。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受的第一次震动—一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在三个月中用幼稚的男子汉风度、大学生派头和自负搭起来的纸牌房子摧毁。我的意志受到了挑战，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放弃所有低级的享受，我急不可耐地想在思想领域尝试一下曾被浪费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严肃、清醒、驯服和严格的贪婪欲望，这段时间我像个苦行僧一样投身到学习之中，当然对科学之中等待我的迷醉还一无所知，更没想到，在更高级的精神世界中也给狂热的人准备好了艰难和险阻。
我在父亲的同意下，为第二个学期选择了一个位于德国中部的外省小城。它在学术上远播的声望和大学周围七零八落的房子极不协调。我把行李先放在车站上，然后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那儿一路打听到了学校，在这座古老的、宽敞的建筑里我马上感觉到，在这儿，一个小团体结合在一起不知要比在柏林那个“鸽棚”里快多少倍。不到两个钟头我就办好了注册手续，拜访了大部分教授，只有我的教授——英语语文学的老师我还不能马上见到他，但人们指点我说，我可以在下午四点左右的讨论课上见到他。
我被急不可耐的心情驱使着，一个小时也不愿浪费，像从前逃避科学一样，同样热情地向科学进军，我匆匆地绕着这个比柏林更麻醉沉睡的小城走了一圈以后，四点钟准时到了指定地点。校役给我指了教室的门。我敲了敲，仿佛听到里面有声音答应，我就走了进去。
但我听错了。没人让我进去，我听到的模糊的声音，只是教授为有力地表达提高了的声音。大约二十多个学生紧紧地围着他站成一圈，他显然正在做即兴的讲演。由于误所没被允许就进来了，我感到不好意思，想要轻轻地退出去，但又怕反而因此引人注意，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那个听众发觉我。我于是站在门边，不由自主地被迫听了起来。
这个讲演显然是由～个课堂讨论或一个辩论自发形成的，至少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松散的、完全偶然的位置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是远远地坐在椅子上讲授，而是把腿无拘无束地斜跨在一张桌子上，年轻人围绕着他，姿势都很随便，只是兴味盎然的倾听才把这本来漫不经心的组合固定成雕塑似的状态。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正站在一起谈着，这时老师突然坐在桌子上，从较高的位置像用套索一样用话语把他们引到自己身边，把他们固定在现在的位置上。只过了几分钟，我自己就忘记了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感到他讲话的强大吸引力正神奇地发挥作用；不知不觉地我走近前去，看到他的手势奇怪的一比一划，当一句话气势凌人地脱口而出，这双手就会像翅膀一样张开，一耸一耸地向上，然后渐渐地像指挥家平静的手势那样富有音乐性地划动着落下。讲话越来越热烈，而那个兴致高昂的人，就像跨在飞驰的马背上，有节奏地在坚硬的桌子上起伏，急驰进狂风骤雨般飞扬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