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特和佩德森的铺子开张那天，橱窗里放着一圈春天的鲜花，围成马蹄形。他们的粉红色广告传单使他们的买卖始终不断。弗兰克有的是空闲的时间。白天里只有少数几个常客进杂货铺来。晚上，挪威人关门以后，杂货铺里才突然忙碌一阵，可是，到十一点光景，弗兰克关熄橱窗里的电灯时，现金出纳机里才十五块钱。他倒不很着急，因为星期一照例是生意清淡的日子，再说，人们有便宜货可到手，哪会不买。他估计，谁也说不上那两个挪威人对买卖会造成多大影响，除非过了两个星期，这一带的人对他们不再感到新鲜，一切已经恢复正常。谁也不会把特价商品卖得那么便宜。商店毕竟不是慈善机关。只要他们停止半送半卖，无论就服务质量或者价格方面来说，他都比得上他们，他会把顾客吸引回来的。
星期二买卖呆滞，也是历来如此。星期三增加了一点，可是星期四又呆滞了。星期五好了些。星期六是一周来最好的一天，尽管还赶不上前一阵的星期六。到周末，杂货铺的买卖比最近每周的平均营业额少挣百来块钱。弗兰克早料到会这样的，就在星期四下午停业了半小时，搭电车到银行去了一趟，提出二十五元存款，分批放进现金出纳机里，星期四放五元，星期五放十元，星期六又放十元。就这样，每天晚上，艾达在她的账本里记下营业额的时候，她才不至于太难受。一星期少收入七十五元总比少收入一百元好受些。
莫里斯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身体好一点了，就由艾达和海伦雇一辆出租汽车接回家来，卧床休养。弗兰克鼓起勇气，想上楼去看看他，这次准备立即行动，马上上去。他打算带一点刚烤的新鲜点心，也许带一块奶酪蛋糕——他知道这是掌柜喜欢吃的，或者苹果卷筒蛋糕；可是伙计担心这样做太早，而且说不定莫里斯会问他哪儿来的钱买蛋糕。他会嚷起来：“你这小偷，就因为我病倒在楼上，才让你还留在这儿的。”可是，莫里斯当真这样想的话，他早就会把弗兰克干的事情告诉艾达，而她也会一把揪住他的耳朵撵他出去了。所以伙计现在断定他没提过。他反复寻思，掌柜常常把事情闷在肚里，这是担心自己可能错误地估计形势的人常有的作风。因此掌柜也许到头来会改变对弗兰克的看法。于是伙计竭力想编一些理由来证明，掌柜在病好以后，继续留他在杂货铺里是值得的。弗兰克认为，只要自己能留下来，什么事他都愿意答应。“别担心我会再偷你的钱，或者别人的钱，莫里斯，要是我再偷，我马上就死。”他希望，这样一赌咒，加上帮他维持营业的一番好意，会使莫里斯相信他的诚意。最后他决定，先不忙上去看他，还是等一下再说。
关于弗兰克，海伦无论对谁都一字不提，这道理是不难理解的。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给她的伤害。他没打算要伤害她，但是他干了。现在他打算改正，做点好事，只要是她要的，他什么都肯做。即使她什么都不要，他也打算做一点他该做的事，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别人逼，而是自己逼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制，为了爱情。
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只是瞥见她几次，他有多少话要说，那些话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他隔着橱窗的玻璃看到她——她宛如在水底下。透过绿色的玻璃，她看上去象沉在水里，可是天啊，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可爱。他对她产生一种情意绵绵的怜惜之心，并且因为他把她害得这样可怜感到羞愧。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她的目光碰巧和他相接，眼神里流露出厌恶。我这下可完了，他想，她会走到这儿来吩咐我死到别处去；可是，她的视线一移开，她就走得无影无踪了。跟她完全隔绝，只落得向她的影子告罪，向她留在空气中的芳香告罪；这使他感到极度痛苦。他对自己，而不是对她作了忏悔。苦就苦在，他要忏悔，可是谁愿意听？有时他真想痛哭一场，但觉得那未免太象个孩子了，他不愿这样做，也做不来。
一次，他在过道里遇到她。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走远了。他感到自己对她的爱情涌上心来。她走掉以后，他觉得，绝望就是对他的惩罚。他一直希望惩罚来得猛些、快些；可是它来得很慢——从没来过，却又明明在那儿。
毫无办法接近她。已经发生的一切，使她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却没法闯进去。
有一天，一大早他就站在过道里，等她下楼来。
“海伦，”他一面说，一面把他最近常在店堂里戴的那顶布帽子抓下来，“我很伤心，我要向你道歉。”
她的嘴唇颤动了一下。“别跟我讲话，”她说，嗓音因轻蔑而哽咽。“我不要你道歉。我不要见你。我不要认得你。等我父亲身体好一点，就请你走。你帮了他和我母亲的忙，这事我得感谢你；但是你对我毫无用处，你叫我恶心。”
大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
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雪中站在她的窗外。他赤着脚，但不觉得冷。他在飞飞扬扬的雪花中已经等了好久，有些雪花留在他头上，差一点把他的脸也冻成冰了；但他继续等下去。终于她动了哀怜之心，打开窗子，扔出来一点儿什么。它飘下来，他先以为是一张写着字的纸条，原来是一朵白花，冬天看到白花，他感到意外。弗兰克一把抓住它。因为花是从半开的窗子里扔出来的，他只瞥见她的手指，然而他也看到她房间里的灯光，甚至感觉到它的温暖。他要再看第二眼的时候，窗关得严严的，而且已经被冰封住了。甚至在梦中，他也知道窗子从没开过。根本没有这样的窗子。他低头看手里的花，还来不及看清花在不在，发觉自己已经醒了。
第二天，他在楼梯脚边等她，光着头，灯光照在他头上。
她下楼来，冷冰冰的脸转了开去。
“海伦，我对你的爱情是任何东西都扼杀不了的。”
“在你嘴里，它成了个脏字眼。”
“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得永远受罪吗？”
“我才不管你的事呢。”
他每次在楼梯口等她，她总是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仿佛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人。他确实不存在。
弗兰克想，要是在哪个黑夜这家铺子炸掉了，那我还是死去算了。他想尽办法赖着不走。买卖惨极了，他毫无把握这家杂货铺还能维持多久。要是铺子垮掉，一切都完了。如果他能让它支撑下去，那么迟早总会有转变的可能，而一有转变，别的变化也可能跟着发生。要是他能让杂货铺站住脚，直到莫里斯下楼来，那至少还会有两星期的时间可以使形势改观。几个星期成不了什么事，但是这样也好：因为他要完成他必须做的事，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塔斯特和佩德森的特价商品卖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们想出了一个个吸引人的办法，不断招揽主顾来买。弗兰克的顾客就越来越少了。有几个人如今在街上和他擦肩而过，连个招呼也不打。有一两个甚至跨过电车轨道，到街对面去走，免得看到窗口他那张苦脸。他把银行里余下的存款全都提出来，每星期贴一点进去，算是收入。可是，情况糟到何等地步，艾达也看得出来。她泄气了，谈到要把铺子交给拍卖商。这下他痛苦得都快疯了。他非得再努力一把不可。
他试遍了各种办法。他赊销特价商品，把货色卖掉了一半。可是两个挪威人接着又削了价，这样，他架子上剩的货色就再也卖不出去了。接连两夜，他通宵营业，可是挣的钱还不够付电灯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打算把铺子装修一番。用他银行存折上的最后五元钱，他买了几加仑蹩脚油漆。于是，他把一部分架上的货物腾空，刮掉墙上发霉的糊壁纸，把墙漆成悦目的黄色。他漆好一部分，再漆一部分。墙漆好以后，他借来一架高梯子，一点一点把天花板刮干净，然后漆成白色。他把货架放回原处，还用一角商店里买来的凡立水把架子刷得干干净净。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并没引回来一个老顾客。
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但是店里的买卖确实是越来越糟了。
“你跟莫里斯谈到买卖怎样说的？”弗兰克问艾达。
“他没问我，所以我也没告诉他什么，”她没精打采地说。
“他现在身体怎样了？”
“还很虚弱。医生说他的肺弱得象张纸。他不是看书，便是睡觉。有时听听收音机。”
“让他休息吧。休息对他有好处。”
她又一次问他，“你为什么白干得那么起劲？你留在这儿为的是什么？”
他真想说“为了爱情”，可是没有勇气，只说，“为了莫里斯。”
但是他骗不了她。要不是她确实知道海伦不再睬他，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她也会要他卷起铺盖走路的，尽管多亏他，他们才暂时免于沦落街头。他可能干了什么蠢事，才失去了她的欢心。可能她父亲的病使她更加体贴爹娘。艾达也真傻，会担这份心。而她现在还在担心，因为海伦到这样的年龄竟还对男人很少感觉兴趣。纳特打过电话来，但她连电话机旁也不高兴走近去。
弗兰克想尽一切办法节省开支。经艾达同意后，他让人把电话拆了。他实在不愿意拆，因为他想海伦可能有时候下来接电话。楼下两只取暖炉，他只开一只，可以少付些煤气费。他把前面店堂里那只开着，好让顾客不至于觉得冷；厨房里那只再也不用了。他在围裙里面穿上一件厚羊毛衫、一件背心和一件法兰绒衬衫，头上戴着便帽。而艾达，每当她受不了店堂里的冷清或者后间的寒气，即使穿着上衣，也只好逃上楼去。一天，她走过厨房，看到他把一汤盆煮土豆加点盐当午饭吃，就哭了起来。
他始终想念海伦。她怎么可能知道他内心经历着的一切呢？如果她什么时候再看他一下，她只会看到他外表上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能从心底看清别人，可是谁能从外表看到他的内心。
贝蒂·帕尔结婚那天，海伦没去参加婚礼。早一天，她很窘地道歉说，她觉得身体不舒服——借口说因为她父亲的病。贝蒂说她能谅解，心里却知道这事跟她弟弟有关。“下次来玩吧，”她略微笑了笑说，可是海伦看出她不高兴，觉得很难受，她重新考虑是否不管纳特在不在，她硬着头皮去应付那些仪式、连篇废话和亲戚，但是说什么她也没勇气去。她天生不是婚礼上的点缀品。他们会对她说：“你这副嘴脸，还是去参加丧礼的好。”
虽然她痛哭了好几夜，但往事始终萦回在脑子里。傻女人，怎么会让自己爱上这样一个人？她怎么会考虑到嫁给一个非犹太男人？一个毫无价值的完全陌生的人。幸而上帝拯救了她，使她免于铸成灾难性的大错。存着这样的想法，她对谁的婚礼都毫无兴趣。
她睡不好觉。每天她都害怕黑夜到来。从上床到天亮，她只勉强合上几小时的眼，迷迷糊糊。她在睡梦中觉得就要醒来，不久就真的醒了。醒着，她为自己感到难受而伤心，不是安眠药，反而引得她更伤心。她的头脑里要消除的忧虑无穷无尽：比如她父亲的病；而他自己对能否恢复健康兴趣却不大。店铺还是老样子。艾达在厨房里低声哭泣。“别告诉爸爸。”但是他们不久总有一天非告诉他不可。海伦诅咒所有的杂货铺，并且为了跟谁也不见面和前途毫无计划而发愁。每天早上，她杠掉日历上即将来到的不眠的日子。上帝啊，结束这样的日子吧！
尽管海伦自己只留下四块钱，把其余的工资全部交给她母亲，而且钱都放进了现金出纳机，他们始终缺少现金来应付开支。一天，弗兰克想出一个主意，好捞进几块钱。他想他可以向瑞典漆匠卡尔收回一笔欠账。他知道漆匠欠莫里斯七十多块钱。他每天都在等漆匠，可是卡尔从不进来。
一天上午，弗兰克站在窗口，看到他袋里装着一个包扎好的瓶子离开卡普的店铺。
弗兰克奔了出去，提醒卡尔欠的那笔账，要他多少先还一点。
“这事情我跟莫里斯早谈妥了，”漆匠回答说。“不用你来多管。”
“莫里斯病了，需要钱用，”弗兰克说。
卡尔把伙计往旁边一推，径自走去。
弗兰克火了。“我一定得找这醉鬼要。”
艾达在店堂里，弗兰克说了声马上回来，随即挂好围裙，拿起大衣，跟在卡尔后面到他家门口。他知道了漆匠的地址以后，回到杂货铺里，还在生漆匠的气：找他要账，他怎么能这样对付人。
当天黄昏，他再到那幢破破烂烂的四层楼公寓去，登上吱吱嘎嘎的楼梯，爬到顶层。一个瘦瘦的黑头发女人萎靡不振地出来开门，看样子年纪不小，等到他看惯了一点，才知道她年纪还轻，就是长得老相。
“你是漆匠卡尔的妻子吧？”
“是的。”
“我能跟他谈谈吗？”
“找他干活？”她满怀希望地问。
“不，是别的事。”
她又显出一副老相。“他好几个月没活干了。”
“我只是找他谈谈。”
她把他让进一间兼作厨房和起居室用的大房间里，中间隔的帘子没拉上。作起居室用的那半间里，中央放着一只煤油取暖炉，发出一股味儿。煤油味和煮包心菜的酸味混在一起。房间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男孩，大约十二岁，其余三个比他小的女孩都在纸上画画，剪剪贴贴。他们盯着弗兰克看，然后一言不发继续干他们的事。伙计觉得很不自在。他站在窗边，望着灯光下凄凉的街道。他现在想，只要漆匠愿意付清，他可以把欠款打个对折。
漆匠的妻子用锅盖把咝咝发响的煎盘盖好，走进卧室。她回出来说，她丈夫睡着了。
“那我就等一会儿，”弗兰克说。
她回去煎菜。最大的女孩子把饭桌摆好，他们一同坐下来吃饭。他看到他们给老头子留了个位子，想必他马上就会从他的窝里爬出来的。孩子的母亲没坐下来，也没理会弗兰克，只是把脱脂牛奶倒到孩子们的玻璃杯里去，然后给每人一根软炸德国香肠。她还给每人一叉热的酸菜。
孩子们饿慌了似地吃着，什么话也没说。最大的女孩子瞥了弗兰克一眼，等他一朝她看，就低头望着自己的莱盘子。
盘子吃空以后，她说，“妈妈，还有吗？”
“上床去睡吧，”漆匠老婆说。
弗兰克给取暖炉的臭味熏得头直发痛。
“我改天再来找他，”他说。嘴里有股铜腥味儿。
“对不起，他没醒。”
他奔回店里，取出藏在床垫底下的最后三块钱，拿着跑回卡尔家去。路上，他碰上沃德·米诺格。沃德的脸又黄又瘪，象是从陈尸所里逃出来的。
“我一直在找你，”沃德说。他把弗兰克的左轮枪从纸包里拿出来。“你说这值多少钱？”
“屁话。”
“我病了，”沃德哭着说。
弗兰克把三块钱给了他，随后把枪扔在阴沟里。
他念了一本犹太人的简史。他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多次看到过这本书，从没拿下来念过。有一天，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把它借了出来。他津津有味地念了第一部分，但是念到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指中世纪天主教设立宗教裁判法庭）期间犹太人遭受苦难以后，他得勉强自己才能念下去。讲流血事件的章节，他都翻过去不看；而讲犹太人的文明和成就的章节，他念得很仔细。他也读到犹太人区里的情况，那儿半饥不饱、胡子拉碴、失去自由的人一辈子都在探索，为什么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想琢磨出个道理来，但是办不到。他实在念不下去，于是就把它送还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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