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帕拉西奥斯十分理解将军的这一回忆。他指的是1820年1月的一个夜晚，当时他带着2000名战士到了委内瑞拉阿普雷高原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他己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18个省。他掌握了原新格拉纳达总督管辖区的所有领土，全面统治了委内瑞拉和基多，将它们联合为哥伦比亚共和国。那是他第一次当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的最后幻想是把战争扩大到南方，实现他创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理想，把北起墨西哥，南到智利合恩角的广阔疆土变成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
但是，那天晚上的军队情况并不允许他想入非非。一场从天而降的瘟疫突然袭击了行军途中的牲畜，高原上沿途七人十里地之内到处是臭烘烘的死马。许多士气低落的军官以抢劫聊以自慰，以不听指挥而自鸣得意，有些人甚至嘲笑将军下令枪毙犯罪者的威胁，2000名既没有武器，也没有食物，更没有毯子抵御荒原上严寒的士兵，他们衣衫褴褛，打着赤脚，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许多人患了病，他们开始四处逃散。面对这种情况，将军没有作出理智的决定，而是下令奖励巡逻队，每捉到一个逃兵，奖励十个比索，而对逃兵，则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枪毙。
生活己使他充分认识到，任何失败都不是最后一次。仅在两年前，就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在奥里诺科河畔的热带森林里，为了避免在战士们中间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他不得不下令把马匹吃掉。据不列颠军团的一个军官证实说，当时他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很象一个游击队员。他戴着画有俄国龙的头盔，穿着骡夫的草鞋，蓝色的军人制服上带着红色的穗饰和金色的扣子，一面象海盗似的小黑旗挂在平原居民使用的长枪上，小旗上的图案是交叉的骷髅和胫骨，下边则用血写着：“不自由，毋宁死！”
在帕亚拉的圣胡安之夜，将军的衣着比流浪汉好些，但处境却没有根本好转。那不仅反映了将军所属部队的当时状况，而且也反映出了整个解放者部队的悲惨境遇。这支部队常常在遭到惨败后重新壮大，而在众多胜利之时又险遭覆灭。相反，西班牙将军堂·巴勃罗·莫里略则利用种种手段制服爱国者，重建殖民秩序，他的势力不仅统治着委内瑞拉西部的广大地区，而且也在山区强大起来。
面对这种困难形势，将军夜不能眠，他赤身裸体地独自在庄园古老的大房子里走来走去，这断房子在月光的映照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现出一派凄凉景象。大部分死马前一天已在离房子很远的地方被焚烧，但那腐烂的气味仍未驱散，令人难以忍受。在最后一周难熬的行军之后，士兵们再也无法打起精神来唱歌了，将军对哨兵因饥饿而昏昏睡去也感到束手无策。突然，顺着广阔蔚蓝色的走廊将军看到了坐在门口台阶上的雷娜·玛丽娅·路易莎。那是一位正值青春年华的俊丽的混血姑娘，她身上裹着一条直到脚跟的绣花大披巾，嘴里吸着烟，侧影酷似一尊偶像。姑娘看到将军吓了一跳，她将拇指和食指搭成＋字伸向他说道：“你是从上帝那儿来还是从魔鬼那儿来？你想干什么？”
“我想要你。”他说。
说罢，他微微一笑。她一定会记得月光下他的牙齿的光亮．他用尽全力将她拥抱在怀里，使她动也动不了，同时在她的额头、眼睛、面颊和颈部象鸡啄食似地盖满了温柔的吻，直到把她驯服。那时，他拿掉了她的披巾，几乎使她透不过气来。她也是一丝不挂，因为跟她睡在同一房间的奶奶怕她吸烟，脱去了她的衣服，可她并没有想到黎明时姑娘会裹上披巾逃了出来。将军把她抱到吊床上，仍然送给她一个又一个的吻。姑娘委身于他既不是出于肉欲，也不是生于爱情，而是由于害怕。她是个处女。直到她恢复平静之后，她才说道：“我是女奴，老爷。”
“现在不是了，”他说，“爱情把你解放了。”
第二天上午，将军从他那可怜的钱箱里取出100比索向庄园的主人买下了她，然后无条件地将她解放了。在启程之前，他忍不住提出要她二者择一的建议。当时将军在后院，一伙军官给他随便找了一匹马或一头骡子骑着，那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批牲口中的其中之一。另一伙由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少将率领的军队集合在那儿准备为他们送行，他是前一天晚上到达的。
将军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在演说辞中，他淡化了形势的戏剧性。正当他准备启程的时候，他看到了雷娜·玛丽娅·路易莎。这个刚刚被解放的女人受到了周到的照料。她刚刚洗过澡，看上去很漂亮，在高原天空的映照下愈发显得光艳照人。她穿着一身浆洗过的洁白衣衫，衬裙镶着花边，但仍穿着女奴的紧身内衣，将军兴冲冲地问她：“你想留下来，还是想跟我们走？”
她妩媚地笑着回答道，“我想留下，老爷。”
姑娘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房东是位西班牙人，但从独立战争开始的那一刻起，他便站到了美洲人一边。不仅如此，他还是将军的老相识。听了姑娘的话，他笑得前仰后合地把将军的100比索塞进一个皮包扔给了他。将军伸手把皮包接住。
“拿去干您的事业去吧，阁下。”房东对将军说，“不管怎样，姑娘是解放了。”
柯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有一副农牧之神的面容，但却穿着与之颇不协调的花花绿绿的补丁衬衫。此时他纵声大笑起来。“您看，将军，”他说，“我们当解放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将军同意他的话，随即举起手来向四周挥舞着同大家告别，最后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向雷娜·玛丽娅·路易莎告别。从此之后，他再没有得到过她的信息。根据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记忆，当将军对他说他又重新体验了那个夜晚的滋味，但遗憾的是没有雷娜·玛丽娅·路易莎奇迹般的出现这件事时，与那次离别相隔的时间还不到一年，而且都是遭受头败时的夜晚。
五点钟，当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送去第一杯草药汤剂时，他看到将军正睁着眼睛静静地躺在那儿。将军猛地一下爬了起来，险些俯身从吊床上跌下来，于是诱发了他一阵强烈的咳嗽。咳嗽时，他坐在吊床上，两手捧着脑袋，直到咳嗽稍停为止。随后，他开始喝热气腾腾的汤剂，从喝第一口起，咳嗽就被压住了。“整整一晚我都在梦见卡桑德罗。”他说。
将军在非正式场合就是这样称呼格拉纳达将军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的名字的。后者是他昔日的好友，也是他永久的争辩者，从战争开始就任他的参谋长在解放基多和秘鲁的艰苦战役以及创建玻利维亚期间任哥伦比亚代总统。他成为一位勇敢能干的军人，更多的应归功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他的才华。他对残酷有一种出奇的爱好。不过，他的荣誉的支柱却是他的文明美德和杰出的学术修养。无疑，他是独立战争的二号人物和共和国法制的一号人物。共和国永远打上了它墨守成规和崇尚保守的印记。
将军曾多次打算辞职。有一次将军告诉桑坦德他要平和地离开总统职位，对他说：“我把这个职位让给了您，而您是另一个我，也许比我还强。”不管是由于理智还是由于现实的力量，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表示过如此的信任。他给他冠以法律学家的称号使桑坦德获得殊荣，名扬四海。然而，那位无愧于任何荣光的人两年前便在巴黎过着流放生活，原因是他参与了杀害将军的阴谋，尽管对他的参与却从未提出过证据。
事情是这样的：1828年9月25日，星期三，午夜十二点，12名文官和26名军人破门而入，闯进了圣菲的政府大院，杀死了将军的两名警犬，打伤了几名哨兵，严重砍伤了安德烈斯·伊瓦拉上尉的一支胳膊，一枪击毙了不列颠兵团的苏格兰上校威廉·费尔古松——他是将军的副官，将军曾赞扬他象古罗马皇帝凯撒一样勇敢。然后他们高喊着“自由万岁！打死暴君！”冲到了将军的卧室。
叛乱分子说这次行动是由于三个月前将军为了抵消桑坦德派在孔本西翁·德奥卡尼亚的胜利，自己增加了带有明显专制色彩的特别权力而引起的。桑坦德担任了七年的共和国副总统职务被罢免。桑坦德用其富有独特风格的典型话语将事情通知了一位朋友“我高兴地被压在了1821年宪法的废墟之下”。他当时36岁，已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全权公使，但他几次推迟了行期，也许是为了等待叛乱的胜利。
将军和曼努埃拉·萨恩斯刚刚在一起和好了一个晚上。在这之前，他们一起在距那儿十几公里的索阿查镇度过了周末，于星期一分别乘车而归。为了爱情，他们发生了一次比平常更为激烈的争吵，因为将军对密谋杀害他的消息根本不予理睬，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唯有他不相信。将军三番五次地从对面的圣卡洛斯宫往曼努埃拉家中捎口信儿，要她到他那儿去，曼努埃拉都拒绝了。直到晚上九点钟，在将军三次紧急捎信之后，她才在皮鞋外边套上防水便鞋，头上蒙条大披巾，穿过了积满雨水的街道，来到这里。她看到将军脸朝上正在浴缸的香草水中泡着，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在场。她之所以没有认为他已经死去，只是因为她经常见到他以这种优美的姿势在思考。将军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曼努埃拉来了，闭着眼晴对她说道：“要发生一次叛乱了。”
她没有掩饰她的带着几分讥讽的怨恨神情。“祝贺您，”她说，“大概要到十点钟才开始，因为您非常欢迎送来的那些消息。”
“我只相信预兆。”
他们还有时间互相斗嘴，因为将军的参谋长告诉他阴谋叛乱已告失败——其实，为了骗过警卫政府大厦的哨兵，他已将那天晚上的口令告诉了叛乱者——，将军高兴得从浴缸里冲了出来。
“不要担心，”他说，“好象那些搞鸡奸的家伙己经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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