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发生在他们两人中间的一切。他领着她穿过大厅把她又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告别时，他作了一个对舞时弯腰的姿势。盘子里取的菜，他一口未动，搁在了窗台上，他又回到了起先的座位上。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决定留下不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地政界人士之间的互相倾轧，把他折磨得烦恼不堪，当他突然向雷格考特伯爵转过身，还没有等后者反应过来时，有意让大家都听到他高声说的话：“您说得对，伯爵先生，在我身体状祝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与这么多女士一起旅行，我这是干什么呢？”
“的确如此，将军，”伯爵微微叹了口气应道，接着又赶紧补上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就要到了，这是艘英国的三桅帆船，不仅有上好的客舱，而且配有出色的医生。”
“这比一百个女人还要糟。”将军答道。
不管怎么说，他的解释只是一个遁词，因为有位军官曾准备把舱位给他，让他坐到牙买加。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以决然无误的见解道出其准确理由的人：“我老爷所想的事，只有我老爷知道。”不管怎么样，这次旅行都无法成行了，因为此外，邮船为接他上船在驶往圣多明各要塞的途中搁浅了，受损情况相当严重。
就这样，他又留下了，唯一的条件是又在蒙蒂利亚家里继续住下去。将军认为，就房子本身而言，城里没有比它更漂亮的，但由于临近海边，对他的关节炎来说，湿气太重了，特别是冬季，每当他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他的身体要求于他的是一种少一些城里贵族气味的空气。蒙蒂利亚把将军的要求理解为将要长期留下来的表示，所以立即设法让他满意。
波帕山的山坡上，原先有个游乐休息的村落，但是1815年卡塔赫纳人为了不使卷土重来的保皇党部队有安营扎寨灼方便，一把火烧光了这地方的房屋。但这种牺牲没有顶一点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106天的围困后，终于攻占了布满工事的城区，在围城期间，城里的人甚至连鞋底都被用来充饥，饿死的人有6000之多。 15年后，那片被战火烧烤得滚烫的平原，此时仍被下午两点钟无情的烈日炙烤着。在为数不多的、经过修整的房子里，有一所是一个名叫朱达克·金塞勒的英国商人的，这几天他外出旅游去了。当将军从图尔瓦科来到这里时，这屋子保护得很好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欢快的墙壁引起了他的注意，还有，一片果树林几乎遮住了人们窥探的视线。蒙蒂利亚将军思忖：对于这样等级的房客，房子未免太小了点，但他又想到，将军既在公爵夫人的床上留过宿，也裹着斗篷在猪圈里度过夜，于是便把它租下了，租期没有说定。卧室里的床和洗脸用的盆、罐，正屋里的六张皮凳子，还有金塞勒先生用来制造自饮的烈性酒的煮酒器，都一一加付了租金．蒙蒂利亚将军从政府办公处搬来了一张天鹅绒安乐椅，还让用苇子、泥巴给卫队的士兵盖了一座棚屋。当室外烈日炎炎时，屋里却清新、凉爽，而且什么时候都比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所干燥。此外，它有四个通风极好的卧室，成群的鬣蜥在那里安闲地爬来爬去，耳边响着熟透了的刺果香荔枝不时掉到地上的破裂声，清晨的失眠也不那么枯燥难耐。午后，特别是暴雨滂沱的下午，可以看到穷人们抬着被淹死的亲属去修道院守灵的行列。
自从搬到波帕山以后，将军只去过城里两三次，而且是专门为让一位路经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西给他画像。他感到身体如此虚弱，以致只好坐在侯爵寓所的内阳台上，闻着野花的清香，听着喧闹的鸟鸣，让画家作画。尽管这样，也不能坚持纹丝不动地呆一个小时。画的像他很喜欢．虽然很明显，画家对他注入了过分的怜悯。
在9月谋害事件发生前不久，哥伦比亚画家何塞·马丽亚·埃斯皮诺萨曾在圣菲的总统府为他画过一祯画像。但他觉得那幅画与他自己的形像相差太远了，以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向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将军吐露了心中的不快。“您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说，“象梅萨（31）的那个老奥拉亚。”
曼努埃拉·萨恩斯知道这件事后颇为生气，因为她认识梅萨的那个老家伙。“我看您太贬低自己了，”曼努埃拉对他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差不多就80岁了，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16岁在马德里时一个无名画师给画的。32岁时，在海地又画了一幅。这两幅画都忠实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年龄和他的加勒比人的性格。他身上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高祖父曾与一个女奴有过一个男孩，这一点从他的五官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所以秘鲁的上流社会都称他为桑博（32）人。但是，随着他的荣誉和地位的不断上升，画家们便逐渐把他理想化，洗涤他的血液，神化他的形象，直至最后以拉丁人的侧面浮雕形象树立在官方的记忆里。相反，埃斯皮诺萨笔下的画像，只象他而不象任何别的人，他当时45岁，已被病魔啮食得遍体鳞伤，他不仅对别人，甚至也对自己竭力隐瞒这种事实，直到他咽气前夕都是这样。
一个雨夜，他睡在“波帕足”的住所里，当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一个福音中的少女端坐在他卧室的一角，穿一件世俗的宗教团体的绣花麻布外衣，头发上饰以荧火虫做的光环。殖民地时代，欧洲的游客们看到土著人用瓶子装着荧火虫在夜间照路，感到很惊奇。后来，共和国时代，萤火虫成了女性的时髦饰物，她们用来做成诸如发亮的环钳戴在头上，闪光的霞冠饰在额顶，或者灿灿的胸针别在胸前。那天夜里走进他卧室的这位姑娘则是把荧火虫缝在束发带上，所以她的脸沐浴在一种幻觉般的光亮之中，娇慵的倦态显得深不可测，虽才二八年华，却已华发丛生，然而将军立即在她身上发现了作为女人最引为重的美德：未经雕琢的才智。为了能让人放她进入掷弹兵的营地，她表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值班的军官感到这人很少见，便把她交给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看看将军对她是否有兴趣。将军让她躺在自己身旁，因为他感到没有力气把她拥在怀里躺到床上去。姑娘解下头上的发带，把荧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旁斜躺了下来。在漫无目的地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将军冒然地问她卡塔赫纳的人对他是怎样看的。
“人们说阁下身体不错，但您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以便获得人们的同情。”她说。
他脱去睡衣，请姑娘在油灯下看看他的上身。姑娘丝毫不漏地看清了所能看到的最糟糕的身体：腹部干瘪，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下了骨头，整个身子被一张汗毛稀少、如同死人一样苍白的皮包裹着，而他的脑袋，由于风吹日晒，则象是另一个人的。
“现在我所欠缺的就是死亡。”他说。
姑娘坚持道：“人们说您一向如此，但是现在让人们知道这些对您有好处。”
面对着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没有认输，他继续摆出有关他病症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她则不时被睡魔所压倒，并在睡梦中继续与他对话，一点也没有离开谈话的思路。整个夜里，他连碰都没有碰她，但能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已经足够了．突然，伊图尔维德上尉开始唱道：“如果暴雨仍不停歇，如果狂风愈刮愈急，抱住我的脖项，让大海吞没。”这是过去的一首歌，那时胃还能忍受熟透的番石榴的强烈诱惑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几乎以虔诚的心情一起听了那首歌，但是当另一首歌唱到一半时，姑娘又睡着了，而他则感到疲惫不堪、心绪不宁。歌声消失后，夜的寂静是那么纯洁，当狗的吠声四起时，姑娘蹑手蹑脚地下了床，以免惊醒他。他听到了她摸索着寻找门锁的声响。
“你走了，处女？”他问。
她伴以俏皮的笑声答道：“只要和阁下住一宿，谁也不会是处女。”
象所有其他女人一样。她走了。在他一生中遇见过的那么多女人里，其中很多与他只有过短暂的欢愉，但从没有向任何一个女人暗示过让她留下来的想法。一旦他的欲望如愿以偿，他就满足于在记忆中继续回味她们；或从遥远的地方通过火热的书信表示对她们的迷恋；或给她们赠以厚礼以给自己的健忘辩解，但决不使自己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儿陷入这种与其说是爱倩不如说是虚荣的感情里去。
那天夜里，当只剩下他孤单一人时，他下床来到伊图尔维德身旁，后者与其他几个军官围着院子里的篝火在继续交谈。将军让他唱歌，请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用吉它伴奏，就这样，一直唱到黎明时分。大家从他所挑选的歌曲中意识到了他当时恶劣的心情。
第二次去欧洲回来后，他曾对流行歌曲很感兴趣，他不仅纵情唱这些歌曲，而且在加拉加斯上流社会的婚礼上，他随着这些歌曲跳舞时的优美舞姿是谁也比不上的。战争使他改变了兴趣，那些源于民间、曾搀着他的手在初恋时期疑窦丛生的大海里漫游的浪漫主义歌曲，已经被华丽的华尔兹舞曲或振奋人心的军乐曲所代替。这天晚上在卡塔赫纳，他又一次要他们唱他青年时期的那些歌曲，其中有些太古老了，他得不不教伊图尔维德唱，因为后者太年轻了，实在记不起这些歌曲。随着将军陷入内心的苦痛，听的人都慢慢走开了，最后，只剩下伊图尔维德陪他一起凝望着篝火的余烬。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天上没有一颗星星，阵阵海风带来孤儿的哭声和腐烂变质的花香。伊图尔维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可以从清晨起不眨一眼地端详冰凉的灰烬，就象他充满灵感地高歌达旦一样。将军一边用木棍拨旺火堆．一边打断了他的歌唱：“墨西哥那边有什么新闻？”
“我那边没有人，”伊图尔维德说，“我是个被流放的人。”
“这儿我们都是被流放的”将军说，“从战争开始起，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我都耗在拦截不驯的马驹（33）、奔波在半个世界之间。您无法设想要是现在能在圣马特奥斯吃上顿炖牛肉我愿付出的代价。”
他的思绪应该离开他现实的生活回到童年时代的榨糖厂去了，默然片刻后，两眼盯着行将熄灭的篝火。当他重又开始说话时，思绪已回到现实里了。“扯蛋的是我们已不是西班牙人了，我们东跑西颠地到过的这些国家，不是三天两头地更换名字，就是那些政府都是短命的政府，以致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找们是什么鬼地方的人。”话毕，又回过来长时间地盯着篝火的灰烬，他换了一种语调问道：“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您干吗到这儿来？”
伊图尔维德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军事学校时，老师教我们纸上谈兵，”他说，“我们在石膏做的地形图上用铅铸胞小兵作战，星期天老师带我们去附近的草原上，那儿既有放牧的奶牛，也有做完弥撒的妇女，为了让我们习惯惊恐的气氛和火药气味，上校就打一发炮弹。教员里最有名的那一位是个有残疾的英国人，他教我们人死后怎样从马背上跌下来。”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您喜欢战争？”
“我喜欢的是您那种战争，将军。”伊图尔维德说，“从我被接收入伍到现在快两年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一场有血有肉的战争是什么样子。”
将军的目光仍未移到他脸上。“嗯，您走错道啦。”他说，“这里除了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外，再没有别的战争了，而这些战争有如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暗影中提醒将军，天就要亮了，于是他用树棍拨散了灰烬，当他站起身时，抓住伊图尔维德的一只胳膊说“我如果是您，就趁丢脸的事还没有撵上，赶紧离开这儿。”
何塞·帕拉西奥斯没完没了地重复，让灾星笼罩着“波帕足”的这座房子。当他们刚搬到那儿还未安顿就绪时，海军中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便从委内瑞拉带来了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宣布不承认分离主义者的政府，另外，一个新成立的、支持将军的政党势力日盛。将军单独接见了中尉，并认真地听取他谈的情况，但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带来的消息都挺好，但是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不能动弹的人怎么能对付整个世界呢？”他命令以周到的礼节款待这位来使，但没有答应给他任何答复。
“我不指望我的身体今后能报效祖国了。”他说。
但是，一送走马查多船长，将军就转身问卡雷尼奥：“您见到苏克雷了吗？"“见到过，他是5月中旬匆匆忙忙离开圣菲的，他想在他命名的这一天准时与他妻子、女儿团聚。”
“他走的时间满充裕，”卡雷尼奥说，“莫斯克拉总统在去波帕扬的路上遇见了他。”
“怎么会这样呢？”将军颇感意外，“他从陆路走的？”
“对，我的将军。”
“我的天啊！”他叹道。
这是一种预感，就在这天夜里，接到了苏克雷元帅惨遭杀害的消息。6月4日，当他穿过险恶的贝鲁埃科地带时，遭到伏击，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这一不幸的消息是蒙蒂利亚带回来的，当时将军刚洗完晚浴，勉强听他讲完了惨案的经过。他向额头上猛击一掌，扯翻了仍摆着晚餐、杯盘的台布，他很少如此震怒，他真是气疯了。“娘的！”他吼叫道。
当他恢复理智后，屋子里仍然回响着他怒吼的余音。他一下摔坐在椅子上，咆哮道：“这是奥万多干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是奥万多，这个西班牙人收买的刽子手。”他指的是何塞·马丽亚·奥万多（34）将军，时为新格拉纳达（35）南部边境地区帕斯托的军政长官。就是以这种方式，奥万多杀害了将军唯一可能的接班人，同时为自己确保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总统的宝座，然后再把它交给桑坦德。一个参与这次谋杀的知情者在回忆录里写道：傍晚时分，当他走出谋划这一罪行、位子圣菲大广场附近的一座房子时，他的心灵受到了震动，因为透过凉气透骨的薄雾，看到苏克雷元帅身披黑呢大氅，头戴普通礼帽、两手抽在口袋里，在教堂的门廊下漫步。
在得悉苏克雷被害的那天夜里，将军吐了血，就象那次在洪达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把它泄露出去，当时，他看见将军趴在浴室的地上用海绵擦拭血迹。这两件事，将军没有要求他保密，但他都这样做了。他考虑的是，坏消息已经够多的了，这不是添加坏消息的时候。
一天夜里，就象今天的夜晚一样，那是在瓜亚基尔，将军意识到了他过早的衰老。当时他仍留着长发，一直拖到两肩，为了作战和做爱的方便，他用一根带子把它们束在脑后，因此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脸色也憔悴而忧伤。“如果您现在看到我，您是不会认出来的。”他在信里给一位朋友这样写道，“我现在四十一岁，但活象是六十岁的老人。”那天夜里，他剪掉了长发，不久后，在波托西（36），为了缚住从他手指缝里迅逃的青春，他开始修理胡髭和鬓角。
苏克雷遇害后，他已不再用打扮的技巧来掩盖他的衰老了。“波帕足”的屋子沉浸在一片哀痛里。军官们不再玩牌了，他们彻夜不眠，或是围坐在躯赶蚊虫的、永不熄灭的筹火四周谈到深夜，或是躺在集体宿舍里高高低低的吊床上进行交谈。
将军宁愿把他的酸楚点一点地往外滴，他随意挑两、三个军官陪他守夜，给他们述说他隐藏在内心暗阴处最令人齿冷的事情。他让他们又一次听他的老生长谈：在解放秘鲁的最后阶段，由于负责哥伦比亚的总统桑坦德拒不给他派遣部队和筹措军饷，他的军队曾面临瓦解的危险。“他生性是个吝啬鬼、守财奴，”他叙述道，“但他的理由更是些歪道理，他的才智只允许他看到殖民地边界那么远的距离。”
他又给他们重述那件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事：对美洲大陆统一的致命打击，是桑坦德将军自作主张冒险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代表大会，那次会议正是关于宣布美洲团结的大会。“这好比邀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那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威胁要控告他把美洲大陆变成一个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政权的联盟。真是不胜荣幸！”他对桑坦德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喻的冷酷，又一次重述了他的恐惧感。“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说。对桑坦德接受英国贷款和纵容、庇护同党腐化这样的事，他深恶痛绝。每当他谈起桑坦德，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那要给似乎已处于极限状态的政治气氛再添进一滴毒液。但他不能克制自己。“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完蛋的。”他说。在管理公共钱财上，将军极为严谨，所以只要一谈起这样的事，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作为总统，他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政府官员，凡犯有贪污行为或诈骗10比索以上钱财者，皆处以死刑。相反，在对待自己个人的财物上，他却是那样慷慨大度，为了独立战争，他从先人继承下来的财产，没有几年就用去了大部分。他自己的薪水被分给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和残废军人。他把自己继承的制糖厂送给了他的侄子和外甥，他在加拉加斯的一座房子送给了他的姐姐妹妹，而他的大部分地产则分给了早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就被解放了的、为数众多的奴隶。他曾拒绝利马议会在解放的喜庆气氛中馈赠给他的100万比索。政府为了让他有个象样的住所而拨给他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在辞职前几天，他送给了一位经济拮据的朋友。那是在阿普雷河边，他把自己正用着的吊床送给了一位发烧的向导，让他躺在上面好发发汗，而他白己则裹着一件军用斗篷往地上一歪继续睡觉。他想用自己的钱付给公谊会教育家何塞·兰卡斯特尔 2万银比索其实这并不是他欠的钱，而是政府亏下的债。他非常爱马，但他常把它们送给途中遇到的朋友，甚至那匹最有名、最荣耀的战马——白鸽，他也把它留在了玻利维亚以带领圣克鲁斯元帅的马群。所以贪污货款的话题，总是使他失去控制而怒火中烧。“正象9月25日那样，卡桑德罗身上没有沾上一点污渍，因为在保持正人君子的外表这一点上，他是个魔术师”，凡是有兴趣听者，他就这样讲，“但是他的一些朋友把英国人以高额利率借给国家的钱，又拿到英国去放高利货，成倍一成倍地给他大发横财。”
好几个晚上，他彻夜不眠地向他们坦露心灵深入最阴暗的部分。第四天请晨一醒来，当危机似乎将永远地持续下去时，他穿着那天得悉苏克雷被害消息时的同样一身衣服，探身到庭院的门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单独叫到了一边，两个人一直谈到鸡叫。将军坐在罩着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坐在由何塞·帕拉西奥斯挂在将军一侧的另一张吊床上。也许此刻他们无论谁也没有意识到和平时期的久坐不动的习惯有多少已成为过去，而短短几天里，军营中那捉摸不定的夜间生活有多少又已回到了他们身边。通过交谈，将军清楚了，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在图尔瓦科表示的那些忧虑和希望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大部分委内瑞拉军官所共有的。当他们看到哥伦比亚人的敌对举动之后，更加感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同时也准备为统一大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将军命令他们去委内瑞拉作战，他们早就奔向那里了，而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走在前头。
那是最难挨的几天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客是波兰陆军上校米耶塞斯劳·纳皮尔斯基，弗里德兰（37）战役（38）的英雄和莱比锡惨战（39）的幸存者，他刚到不久，是波尼亚托夫斯基（40）将军推荐他来加入哥伦比亚军队的。
“您来晚了，”将军对他说，‘这儿已无事可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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