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卡塔赫纳前夕，战局很吃紧，所以没有时间举行正式的辞行仪式，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已预先给他们透了讯息。根据他的指示，为了不给一场捉摸不定的战争背上无益的包袱，费尔南多和何塞帕·拉西奥斯把他的行李扔下了一半，托给朋友和数家商号照管。有10箱私人文件交给了当地商人胡安·帕瓦赫亚乌，托他寄往巴黎，具体地址将另行通知他。托付行李的收据上规定，如果箱子的主人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对他所存物件提出要求时，帕瓦赫亚乌先生将把寄存的箱子全都焚毁。
费尔南多在布什股份银号里存放了200个西班牙古金币，这笔钱是最后一刻在他叔叔的文具用品里发现的，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胡安·弗朗西斯科那里寄存了一个装有35枚金质勋章的首饰箱；两个天鹅绒口袋，一个装着294枚大银质勋章，77枚小银质勋章，96枚中型银质勋章；另一个内放40枚银质和金质纪念章，其中有些还带有将军本人的侧面像。那副从蒙波克斯带出来的金质餐具被装在一个陈旧的酒箱里，也存放在胡安·弗朗西斯科处，同时还有几床用旧了的被褥，两箱书籍，一把镶有钻石的佩剑和一支不能用的猎枪。在存放的众多小物件、这些往昔岁月留下的杂物里，有几副不再使用的变度眼镜。将军在39岁时发现眼睛有点老花，刮脸感到困难，最后发展到甚至伸直胳膊也没法看书。
何塞。帕拉西奥斯把一个几年来从东到西一直随身带着的箱子托给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但谁也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是将军的一些私人物品，是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由于不能抵御对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或某些价值平平的人物的强烈占有欲而积攒起来的，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把它们一直背在身上，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它们。那个箱子是1826年从利马带到圣菲的，9月25日谋杀事件后，当他返回南方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战争时，他仍然把它带在身边。”当我们还不清楚它是不是我们的东西时，我们不能把它扔下。“他这样说。当他最末一次回到圣菲、准备向立宪议会提出最后辞呈时，在他携带的很少几件原先帝国的行李中，就有那个箱子。后来在卡塔赫纳全面请理将军的财物时，才决定打开它，结果发现里面原来是过去曾以为丢失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私人东西。有哥伦比亚铸造的金盎司415枚、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和一撮华盛顿坐骑的鬃毛、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质鼻烟盒、一个配有数把钻石钥匙、内装圣骨盒的金制匣子和那枚镶有钻石的玻利维亚巨星勋章。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的那座邸宅里，并对所存物品作了记述和登记，同时请他开了符合规定的收据。这样行李的体积就减少到了合理的程度，虽然四个装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还多出三个，另外还多出一个放有10条旧棉、麻台布的箱子和一个放着数种式样的金银餐具的盒子，这些餐具将军既不想扔下也不想卖掉，留着它们是以便万一将来招待嘉宾贵客时用来布置餐桌。很多次曾建议他把这些东西低价处理掉以增加他拮据的财源，但都被他以“此乃国家财物”为理由拒绝了。
将军一行轻装第一天从简直抵图尔瓦科。次日上路时天气还挺好，但是，中午前，突然下起了雨，大家不得不在一裸桃花心木树下避雨，夜里就守在树底下任随雨水浇淋和沼泽地里恶风的吹拂。将军因胳膊和肝部疼痛不断呻吟，何塞·帕拉西奥斯根据法国医药手册立即为他熬了一剂汤药，然而疼痛反愈加剧烈，体温也升高了。天亮时，他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在抬去索莱达小镇时，已失去知觉。将军在镇上的一位老朋友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安置在自己家里。由于10月里令人难受的阴雨，将军浑身剧痛难受，结果在这儿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索莱达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切．全镇就只有四条炎热、荒凉、又穷又破的小街。这里距古老的圣尼古拉斯峡谷仅十几公里远，数年之后圣尼古拉斯将变成全国最繁华、最好客的城市。如果不是到这儿来，将军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宁静的地方、一处对他身体更有利的住所：这座房子有六个洒满阳光的安达卢西亚式阳台，还有一个整齐的庭院，将军可以在那棵百年的老木棉树下熟虑深思。透过卧室的窗户，空无一人的小广场及其四周一座座以苦棕榈叶作屋顶、墙壁刷着圣诞节礼品一样五颜六色的房屋和那个残破不堪的教堂，尽收眼底。
宁静的居住环境也没有能对他恢复健康起什么作用。第一天夜里就昏厥过一次，但他拒绝承认这是身体衰竭的新征兆。根据法国医疗手册，他把自己的病描写成由于严重感冒而引起的黑胆汁病恶化和风餐露宿导致的风湿病复发。对病症多方面诊断的结果加剧了他反对为治疗不同的病而同时服几种不同的药的老毛病，因为他说，对一些疾病有益的药对其它病则是有害的。但他也承认，对于不服药的人来晚是无什么好药可言的，另外，他天天埋怨没有个好医生，与此同时，却又不让派来的那么多医生给他看病。
威尔逊上校在那些天里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上曾说，将军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是他拒绝医生看诊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鄙夷，而是出于他自己神志的清醒。威尔逊写道，实际上疾病是将军唯一惧怕的敌人，他拒绝对付它，是为了不分散他对一生中最宏大事业倾注的注意力。“照顾一种疾病尤如受雇于一艘海船。”将军曾这样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莱亚里曾建议他准备玻利维亚宪法的同时接受一次彻底的治疗，而他的断然回答是：“不能同时干成功两件事。”
他似乎确信连续不断的活动和依靠自身的机能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有个习惯，侍候他用餐时，先给他系上围嘴，然后象喂孩子似的，一调羹一调羹地把饭菜送进他口里，他静静地嚼着，直到咽下后，再把嘴张开。然而在这些天里，他夺过菜盘和调羹．不系围嘴，自己动手吃饭，他让大家明白，他不需要任何人。何塞·帕拉西奥斯碰到他企图干那些一直由仆人或勤务人员及副官们干的杂事时，心都碎了。当看到他想往一个墨水瓶里灌墨水而结果把一大瓶墨水全弄洒了时，心里有无限的酸楚。真是不导常，就是他身体最差的时候，他的手也不颤抖，他的手腕还那样有力，一个礼拜仍剪一次指甲，锉一次指甲，每天还要刮一次胡子，大家都为此感到惊异。
一次，在他秘鲁的教堂里，他与一贝督因女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这位少女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长满了平直的汗毛。早晨起床后，他边刮脸，边望着床上光着身子的姑娘，思绪便又浮游在称心满意的女人所给予的宁静的美梦里，他无法抵御用宗教讽喻短剧的形式把她永远变为已有的诱惑。于是他给她从头到脚都涂满了肥皂沫，手执剃刀，以爱的乐趣，把她全身剃了个遍，他一会儿用右手，一会儿使左手，一点一点地剃，一直剃到眉毛，使她那如刚生下时美妙的躯体，先后光了两次身。姑娘激动不安地问他是否真的爱她，他以一生中曾毫不吝惜地滋润过如此之多的女人心田的那套话回答道：“世界上从没有过谁象你这样让我喜爱了。”
在索莱达小镇上，有一次他在刮脸时，他也让自己作出了同样的牺牲。开始时，好象受幼稚心理的驱使，剃去了本已稀少的头发中一缕下垂的白发。接着有意识地又剃去了一撮，然后，毫无次序地，就象割草一样，把所有的头发全剃去了。他一边剃头发，一边用嗓子眼吟咏史诗《阿劳卡纳》里他最喜欢的章节。这时，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了他的卧室，想看着他在和谁说话，而见到的却是他在剃头顶上涂满了皂沫的头发。他剃了个大光头。
驱邪的办法并没有能使他得到解脱。白天，他头上戴一顶绸帽，晚上就戴上一顶小红帽，但是他沮丧的心情并未因此有一丝好转。黑暗中，他下床在透进月光的大屋子里漫步，只是已不赤身露体，而是身裹毯子，以免在炎热的夜里冻得打颤，后来光裹毯子也不行了，在绸帽子外面又加上红帽子。
军人们的勾心斗角和政客们的胡作非为使他恼怒异常，以至一天下午，他猛敲了一下桌子，决定再也不容忍他们之中任何人了。“告诉他们不要再来找我，我有痨病。”他高声嚷道。他做出了严厉的决定，禁止周围的人穿军服和在家里搞军事礼仪。但是，没有这些，他又难以打发日子，安慰性的召见和徒劳的秘密会议，尽管违反他本人的命令，但仍一如既往地照常举行。这时候，他感到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终于同意一位医生给他看病，条件是不要给他做检查，不要询问他的病痛．也不要企图让他喝什么药。“只是聊聊。”他说。
没有被选中的这位医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愿望。大夫名叫埃库莱斯·加斯特尔冯多，是一个浑身焕发着幸福光彩的老者，一副宽大的身架，一副平和的脾气，头顶因完全秃发而灿灿发光，而且单凭他那种律师才有的耐性也能减轻别人的病痛。在整个沿海地区，他对什么都表示怀疑的态度，他的科学胆识也是有名的。他让胆汁失调者服用巧克力加干酪熬成的油膏，他劝人们在饭后消化时做爱，说这是有利于长寿的妙法良方，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那种车把式用包装纸卷的烟卷，并且把这种妙方开给他的病人来治疗身体的各种不适。接受他诊治过的病人都说，他们的病从没有被完全治好过，而是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能使人解闷消遣。对此，他发出一声粗俗的笑声。“在我手上死去的病人与死在其它医生手里的一样多，”他说，“但在我这儿死得更快活。”
他坐着巴托洛梅·莫利纳莱斯老爷的车子来到了将军的住处，这辆车一天要来回好几次，接来又送走各式各祥不邀自来的客人，直到后来将军规定除非受邀请者，其他人一律禁止来访。老医生穿着一件没有熨烫过的白色麻布衫，几个口袋全鼓鼓曩囊的装着吃的东西，雨中打着一把脱线的旧伞，与其说是用来遮雨还不如说是用来求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请将军原谅他已经抽到一半儿的烟卷散发出的恶臭。将军不仅那时候，而且从来就是受不了烟味的人，但原谅了他。
“我已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卷比您的还难闻，甚至在床上也抽，不用说，她向我喷出的烟比您离我要近得多。”
加斯特尔冯多大夫立即抓住了一个炙烤着他心灵的话题。“对了，”他说，“她怎么样？”
“您问谁？”
“堂娜·曼努埃拉。”
将军干巴巴地答道：“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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