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究气
小时候，每次看到意大利喜剧中总有一个逗乐的迂夫子，想到我们这里教书先生的绰号也一样饱含讽刺，心里总免不了要气恼。因为我既已被托付给他们照管和教育，那么珍惜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我起码该做的吗？我想凡夫俗子和超凡人圣者之间在看法和学识上自然存在着差别，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我就力图以这个理由为他们辩解。可我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最斯文的人偏偏将他们视如敝屣。有我们正直的杜吼莱为证：我尤其憎恨迂腐的学问。
这个习惯确已悠久。普鲁塔克就曾说过，罗马人常用“希腊人”或“学生”的字眼来表示对别人的指责和轻视。
以后，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有一个女孩子，法国公主中的佼佼者，她在谈到某人时对我说，那人从外部接受了许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必定把自己的思想挤压得缩成了一点点。
我很想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背驼，枯萎干瘪。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豁。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至于远离公众事务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们有时也受到同时代无拘无束的喜剧家的蔑视，他们的看法和举止常贻人笑柄。你让他们来仲裁某桩诉讼案的权利或某个人的行为吗？他们做这些事可是轻车熟路！但他们仍要问清楚有没有生命，会不会动，人是否跟牛不同，什么叫行动，什么叫忍受，法律和正义是什么样的动物。他们是在谈论法官，还是在同法官说话？这是一种不恭敬和不礼貌的自由。他们听不得体赞美他们的君主或某个国王。在他们看来，君王是牧羊人，跟牧羊人一样无所事事，牧羊人只会压榨羊群，把羊毛剪光，君王有过之无不及。你看到某人拥有上万亩土地就另眼相看吗？他们却不屑一顾，习惯把整个世界视作自己的领地。你因为祖宗八代都是豪富而自夸门第富贵吗？他们却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从不想象血缘关系，况且，我们每个人的祖先不计其数，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国王也有奴仆，有希腊人也有野蛮人。如果你是赫拉克勒斯。的第五十代子孙，他们认为你大可不必自视高贵，吹嘘命运给你的恩宠。因此，俗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通世事，自高自大，目无下尘。但是，柏拉图描绘的哲学家的形象，同当代哲学家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令人羡慕，他们超凡脱俗，蔑视公众活动，他们的生活遵循某些不同寻常的原则，因而与众不同，不可模仿。而赫拉克勒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当代的哲学家却被人瞧不起，他们平平常常，庸碌无能，难以担负公众事务，生活委委琐琐，还不如贫民百姓。
让行为卑劣的口头哲学家见鬼去吧。”——帕库维乌斯
至于另一些哲学家，我要说，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而且还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和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很相似。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位几何学家从冥思苦想的纯科学研究中走出来，把某些研究付诸实践，于是，他很快就发明了可怕的守城器械，效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然而，他自己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有损于科学的尊严，这些创造不过是学徒的活计和儿童的玩具。那些哲学家也一样。有时，人们让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展翅高飞，对事物的领悟更加透彻，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仿佛就更加博大精深。但也有些人，看到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退避三舍；有人问克拉特斯，什么时候停止研究哲学，他回答说：“直到赶驴人不再领导我们的军队。“赫拉克利特把王位让给了兄弟，以弗斯人民责备他不该整天和孩童在神殿前玩耍，他回答道，“与孩童玩耍难道不比和你们这帮人一起治理国家强吗？”还有些哲学家，把思想置于财富和世俗之上，觉得法官的交椅和国王的宝座都是卑微低贱的。培多克勒拒绝阿格里真托国人民给与的王位。泰勒斯有时指责人们只关心发财致富，人们则反唇相讥，说他是狐狸的策略，因为他自己发不了财。他也想试一试，以作消遣，于是，他不惜降低身份，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他做了桩买卖，一年后，赚了无数的钱，即使是干这一行最有经验的人，劳碌一辈子也未必能挣得到。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回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我分不清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再者，我认为这丝毫不能用来为我的哲学家们辩解；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我要放弃这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宁愿把这个弊病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方式不正确。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坤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令人惊讶的是，我举例时也在做蠢事。我写随笔时，大多数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从书本中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保存，因为我记性不好，而是为了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样，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同别人，而不是同自己说话。不在于会说话，而在于会管理。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艺术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吹芦笛不难，但首先要学会摆弄指头。这条出自一首芦笛小曲的谚语真是微言大义！
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豪富，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投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憎恨对自己并不聪明的哲人。
因此，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不为己所用是毫无价值的。——西塞罗
假如他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要软弱。
光获得智慧是不够的，还要会用。——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固讥笑研究文学的人只注意了解乌利西斯的痛苦，却无视自身的不幸，音乐家只善于给笛子调音，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研究如何讲好，却不研究如何做好。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要他们或者按他定的价钱付学费，或者在神殿起誓，说他们高度评价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以此作为对他辛劳的报偿。我那些学究如果跟着我做实验，按照普罗塔哥拉的规矩办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学究戏称为《Lettre-ferits》，正如你们称之为《Lettre-ferus》，这就是人们说的，他们被文字的榔头打了一下。说实话，他们常常堕落到竟至于失去了常识。农民和鞋匠按照自己的方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想同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越是这样，就越陷入尴尬。他们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漂亮的话，但需要从别人那里借来。他们熟悉盖仑回，却一点也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
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为了消磨时光，我见他和一位学究辩论起来。我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把没有逻辑的词拼凑到一起，不时地塞进辩论需要的词语，就这样，他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学究还总以为对别人的异议作了辩驳哩。而那位学究还是个名声很响的文人，有一件漂亮的长袍；
你，贵族，后裔，从不把眼睛朝后面看，当心背后有人嘲笑休。——佩尔西乌斯
谁要是把遍布各地的此类学究作一仔细研究，就会像我那样发现，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他们的记忆装得满满的，可判断力却是空空的，除非他们天生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图纳布斯就是其中一饲。他是个丈人，没干过其他行当。我认为，他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文人，然而，除了穿长袍、外表不善客套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外，他一点也没有学究气。他厌恶那些学究对扭曲的心灵比对长袍更能忍受，厌恶他们只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因为从内心看，他是世上最有教养的人。我常常故意和他谈一些他不熟悉的事，但他领悟得很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似乎他从来就是打仗和治国的行家里手。
这是一些极其优秀、非常了不起的人，善良的提坦用优质泥土塑造了他们的心。——尤缝纳捌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在招收司法人员时，只考察学问，而另一些法院还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桩案例。我认为后者的做法比前者更可取。尽管学问和判断力都不可或缺，两者应该并存，但事实上，判断力要比学问更宝贵。学问不深，凭判断力照样可以断案，但反之却不行。正如希腊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西。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固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投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爱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谍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育正直的人了。开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西）。馀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邢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步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好，哲学家会贿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淫荡者出自亚里斯提卜学派，粗野者出自芝诺学派。”
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袷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井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削，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样。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一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新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耐，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向苏格拉底详述他在西西里岛，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时如何挣得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分文也挣不到，因为斯巴选人很愚蠢，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数，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热衷于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即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如能看见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揶揄希庇亚斯，那是很有趣味的：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从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何等无用。
在尚武的斯巴达国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会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也受尚武轻文思想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后就不如从前骁勇善战了。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野、最投有文化的民族。斯摹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以作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他们中有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呆在家里看闲书。多亏了这个主张，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才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剑未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如抬草芥般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热衷于使自己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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