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们——
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
因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双脚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来时自己会脸红，她为什么要穿蓝衣服呢？
因为我走得太早，因为她满脸通红，红到帽檐，因为她把书包换了位置，我便停下步来，同样地把书包换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让她的手短时间地、无动于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里。我们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间。有几个榛子已经被踩烂，要不就成了空壳。当一只鸟儿停在一棵械树上时，我开口道：“咳，燕妮，这么晚才走？你有榛子没有？要不要给你几个？吃起来一点味儿也没有，这就是刚结的榛子。你平时干什么呢？你家老爷子可是很硬朗的，现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满满一袋云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把年纪了还在走路，而且坚持不懈。我还想问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么样？你旋转多少困？脚面怎么样，好些了吗？我也许还有兴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们从维也纳请来的那个第一女独舞演员怎么样？我听说，你也参加假面舞会。很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我——可是听说你过得不错，我感到高兴。你是不是又去过冰库呢？可别这样。只不过说句笑话而已。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父亲老跟着我。你那串项链还在吗？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项链。柏林有消息来吗？你又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闲扯着，谈论着，重复着。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响，用灵巧的手指把压得半碎的核从碎壳里面抠出来，拿给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实实地吃着像肥皂般滑腻的榛子，这些榛子会使得牙齿变钝。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着，依然满脸通红，轻声地、单调乏味地、百依百顺地回答着。她的眼睛患有广场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桦树、垂柳和银枞上面：“哦，谢谢，我家老爷子很好。只是上课太多。有时候我得帮着改作业。另外，他抽烟抽得太厉害。不过，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儿。她的舞蹈课教得确实好，她因为这样而名扬四海。跳独舞的人从德累斯顿和柏林来到这里，请她校正姿势。她是从小就开始上俄国学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卡①和特雷菲洛娃②那儿偷偷看会了不少动作。尽管她四处飘泊，东游西荡，这里学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却始终在跳舞，而且学会的还不仅仅是技巧。你真不该去看‘假面舞会’。你知道，我们这儿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记得。可我再也没有在雪人体内待过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说人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你的项链我有时候还会戴的。确实，那个哈泽洛夫先生又写了信来，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他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写了上千个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可是爸爸却说，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训练应当说是很严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来就领导着芭蕾舞团的内罗达一道走遍巴黎、贝尔格莱德和塞萨洛尼基。但他们不只是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却说，这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①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课。
②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国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学校校长。
这时，地上再也没有榛子了。还有几个学生已经从我们身旁走过。有一个人在嘲笑我们，这个人我认识。燕妮让她的右手霎时间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片刻工夫，我转动着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轻盈的手指。她在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银戒指。我也不问一问，就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
无名指上空无一物的燕妮说：“这是安古斯特里，就是这样叫法。”
我擦着戒指说：“为什么叫安古斯特里？”
“这是吉卜赛人的语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
这种事已经讲好了。我们只找到双层云母片麻岩。布鲁尼斯在检验时让这些片麻岩消失在残存的棕色齿根之间，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直到他确信：“实际上，我们找到的是好些极为罕见的双层云母片麻岩。我们又找到了这些片麻岩，多让人高兴啊！”
后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放弃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弯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后面去，再也不谈业已丢失的双层云母片麻岩了。当他从会议室走到我们教室时，他在路上不再抱着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而是在课堂上瘾头十足地公开克扣我们的采比翁药片。那双手尴尬的颤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话当中，在艾兴多夫的两节诗之间，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结节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药全都扔进贪得无厌的嘴里，吧唧吧唧地吃起来，使我们都不得不掉转目光。
不，图拉：
我们并没人告发他。但确实又有好些人告状。不过，我们班上没人告过状。虽然后来有几个学生，其中也有我，作为证人在会议室作证，但我们都很克制。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说，尽管确有其事，参议教师先生在课堂上是吃过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药片，而是普通的麦芽止咳糖块。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直就有这个习惯，还在我们读中学一二年级时就有，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采比翁药片。
我们的证词并不管用。在逮捕布鲁尼斯时，从他的衣袋衬里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听说是我们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告的状，有几个人猜测是林根贝格——一个数学教师干的，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古德龙学校的女生们，布鲁尼斯上历史课那个班的女孩子，说了他的坏话。在我能想到这肯定是图拉所为之前，已经有人提到图拉·波克里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所以这样做！十四天后，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不得不把我们班交给霍夫曼参议教师，他再也不上课了；不过他并未坐牢，而是呆在埃尔森大街钻研他的云母石。十四天后，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爷子。我们班两个学生和我被叫进会议室。已经有两个七年级的中学生和古德龙学校的五个女孩在那儿等着，女孩当中就有图拉。我们都使劲儿冷笑，太阳光掠过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药瓶。我们都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不能坐下。墙上的古典作家们都文人相轻。在长会议桌的绿天鹅绒上方，灯光在尘土中翻腾。门上加了润滑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被一个身着便服的先生——不过此人并非教师，而是一个便衣警察——带了进来。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跟在这两个人后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要是图拉说：
“买一张正厅后排二号的电影票。”那个女售票员肯定就要看图拉的证件；可我们不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燕妮穿着黑色丧服。我们身穿大衣坐着，因为电影院里供暖情况很差。见不到一个熟人。我们不能讲话，因为集成曲音乐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随着信号式的动机乐曲出现，开始放映新闻周报，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这时，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为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钟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的歼击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时，燕妮什么也不想看，把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让我的胳臂不断地抚摩，但两只眼睛却盯着歼击机，数着进军昔兰尼加时隆美尔的①坦克数目，注视着一枚鱼雷破浪前进的轨迹，看着油轮在光学仪器的十字线中摇晃。当鱼雷击中油轮时，我颤动了一下，然后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轮的闪光和颤动传给燕妮。当新闻周报的摄影机拍摄元首的大本营时，我低声耳语道：“注意，燕妮，元首马上就会来，也许那条狗也在场。”当只有凯特尔②、约德尔以及别的人围着他站在砾石路上的树木之间时，我们俩都感到失望——
①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这里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进军非洲昔兰尼加的战斗。
②凯特尔（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纽伦堡被处决；约德尔（189～1946），自1939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同样在纽伦堡被处决。
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屁股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屁股走向另一个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屁股眼里，刷进小胖子的屁股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
狗年月铁皮鼓猫与鼠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
因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双脚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来时自己会脸红，她为什么要穿蓝衣服呢？
因为我走得太早，因为她满脸通红，红到帽檐，因为她把书包换了位置，我便停下步来，同样地把书包换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让她的手短时间地、无动于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里。我们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间。有几个榛子已经被踩烂，要不就成了空壳。当一只鸟儿停在一棵械树上时，我开口道：“咳，燕妮，这么晚才走？你有榛子没有？要不要给你几个？吃起来一点味儿也没有，这就是刚结的榛子。你平时干什么呢？你家老爷子可是很硬朗的，现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满满一袋云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把年纪了还在走路，而且坚持不懈。我还想问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么样？你旋转多少困？脚面怎么样，好些了吗？我也许还有兴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们从维也纳请来的那个第一女独舞演员怎么样？我听说，你也参加假面舞会。很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我——可是听说你过得不错，我感到高兴。你是不是又去过冰库呢？可别这样。只不过说句笑话而已。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父亲老跟着我。你那串项链还在吗？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项链。柏林有消息来吗？你又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闲扯着，谈论着，重复着。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响，用灵巧的手指把压得半碎的核从碎壳里面抠出来，拿给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实实地吃着像肥皂般滑腻的榛子，这些榛子会使得牙齿变钝。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着，依然满脸通红，轻声地、单调乏味地、百依百顺地回答着。她的眼睛患有广场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桦树、垂柳和银枞上面：“哦，谢谢，我家老爷子很好。只是上课太多。有时候我得帮着改作业。另外，他抽烟抽得太厉害。不过，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儿。她的舞蹈课教得确实好，她因为这样而名扬四海。跳独舞的人从德累斯顿和柏林来到这里，请她校正姿势。她是从小就开始上俄国学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卡①和特雷菲洛娃②那儿偷偷看会了不少动作。尽管她四处飘泊，东游西荡，这里学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却始终在跳舞，而且学会的还不仅仅是技巧。你真不该去看‘假面舞会’。你知道，我们这儿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记得。可我再也没有在雪人体内待过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说人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你的项链我有时候还会戴的。确实，那个哈泽洛夫先生又写了信来，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他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写了上千个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可是爸爸却说，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训练应当说是很严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来就领导着芭蕾舞团的内罗达一道走遍巴黎、贝尔格莱德和塞萨洛尼基。但他们不只是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却说，这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①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课。
②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国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学校校长。
这时，地上再也没有榛子了。还有几个学生已经从我们身旁走过。有一个人在嘲笑我们，这个人我认识。燕妮让她的右手霎时间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片刻工夫，我转动着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轻盈的手指。她在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银戒指。我也不问一问，就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
无名指上空无一物的燕妮说：“这是安古斯特里，就是这样叫法。”
我擦着戒指说：“为什么叫安古斯特里？”
“这是吉卜赛人的语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
这种事已经讲好了。我们只找到双层云母片麻岩。布鲁尼斯在检验时让这些片麻岩消失在残存的棕色齿根之间，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直到他确信：“实际上，我们找到的是好些极为罕见的双层云母片麻岩。我们又找到了这些片麻岩，多让人高兴啊！”
后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放弃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弯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后面去，再也不谈业已丢失的双层云母片麻岩了。当他从会议室走到我们教室时，他在路上不再抱着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而是在课堂上瘾头十足地公开克扣我们的采比翁药片。那双手尴尬的颤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话当中，在艾兴多夫的两节诗之间，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结节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药全都扔进贪得无厌的嘴里，吧唧吧唧地吃起来，使我们都不得不掉转目光。
不，图拉：
我们并没人告发他。但确实又有好些人告状。不过，我们班上没人告过状。虽然后来有几个学生，其中也有我，作为证人在会议室作证，但我们都很克制。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说，尽管确有其事，参议教师先生在课堂上是吃过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药片，而是普通的麦芽止咳糖块。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直就有这个习惯，还在我们读中学一二年级时就有，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采比翁药片。
我们的证词并不管用。在逮捕布鲁尼斯时，从他的衣袋衬里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听说是我们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告的状，有几个人猜测是林根贝格——一个数学教师干的，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古德龙学校的女生们，布鲁尼斯上历史课那个班的女孩子，说了他的坏话。在我能想到这肯定是图拉所为之前，已经有人提到图拉·波克里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所以这样做！十四天后，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不得不把我们班交给霍夫曼参议教师，他再也不上课了；不过他并未坐牢，而是呆在埃尔森大街钻研他的云母石。十四天后，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爷子。我们班两个学生和我被叫进会议室。已经有两个七年级的中学生和古德龙学校的五个女孩在那儿等着，女孩当中就有图拉。我们都使劲儿冷笑，太阳光掠过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药瓶。我们都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不能坐下。墙上的古典作家们都文人相轻。在长会议桌的绿天鹅绒上方，灯光在尘土中翻腾。门上加了润滑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被一个身着便服的先生——不过此人并非教师，而是一个便衣警察——带了进来。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跟在这两个人后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要是图拉说：
“买一张正厅后排二号的电影票。”那个女售票员肯定就要看图拉的证件；可我们不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燕妮穿着黑色丧服。我们身穿大衣坐着，因为电影院里供暖情况很差。见不到一个熟人。我们不能讲话，因为集成曲音乐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随着信号式的动机乐曲出现，开始放映新闻周报，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这时，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为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钟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的歼击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时，燕妮什么也不想看，把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让我的胳臂不断地抚摩，但两只眼睛却盯着歼击机，数着进军昔兰尼加时隆美尔的①坦克数目，注视着一枚鱼雷破浪前进的轨迹，看着油轮在光学仪器的十字线中摇晃。当鱼雷击中油轮时，我颤动了一下，然后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轮的闪光和颤动传给燕妮。当新闻周报的摄影机拍摄元首的大本营时，我低声耳语道：“注意，燕妮，元首马上就会来，也许那条狗也在场。”当只有凯特尔②、约德尔以及别的人围着他站在砾石路上的树木之间时，我们俩都感到失望——
①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这里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进军非洲昔兰尼加的战斗。
②凯特尔（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纽伦堡被处决；约德尔（189～1946），自1939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同样在纽伦堡被处决。
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屁股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屁股走向另一个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屁股眼里，刷进小胖子的屁股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