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布（Ubu）是阿尔弗雷德·雅里创作的一个人物，他的表现总是既粗鲁庸俗，又荒谬愚蠢，而且还整天地扬扬得意。
上帝是从零通往无限捷径。人们或许会问：从何种意义上讲呢？
阿尔弗雷德·雅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蒙巴那斯“蜂箱”的画家们同蒙马特尔“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没有发生任何交流。一条河流——塞纳河将它们完全地分隔成为两个世界。毕加索帮越过塞纳河来到左岸，主要是会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文学界朋友们，因为从蒙巴那斯时不时地传出诗人们的声音。那些拙劣的诗人在当地称王，一些胡涂乱抹的所谓画家也追随着他们鹦鹉学舌。蒙巴那斯的那些艺术家无力追随多姆和罗童德两个高档酒馆的富裕顾客花天酒地的奢华，只能跟随丁香园百姓的节拍终日过着贫寒的生活。
丁香园是蒙巴那斯区口碑极佳的酒馆之一，过去它仅仅是通往枫丹白露道路上的一个客栈。它的荣誉与名声来自它与布里埃舞场的人涌如潮，整日熙熙攘攘。战前，人们常常去位于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天文台大街布里埃舞场的丁香树丛中跳舞，舞毕大家都去丁香园小酒馆喝些清凉饮料。来自圣米歇尔大街的大学生们与来自蒙巴那斯的诗人交融相会。人们在内伊元帅塑像的阴凉下交杯换盏，谈天论地。
丁香园曾经是德雷福斯派的一个阵地，也曾经作为花月派的后方基地，夏尔·莫拉斯经常在此召集为他出售保皇党人报刊的报贩子聚会。莫奈、雷诺阿、魏尔伦、纪德和居斯塔夫·拉鲁热也来这里。最后值得我们重点提及的是，为促进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艺术界的交融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保尔·福尔PaulFort（1872—1960），法国诗人，1912年逝世，被誉为“法国的诗人王子”……
他的《法国叙事诗》中除少数几首之外，大多数作品已经不再被传唱。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著名诗句是：
小小马匹在恶劣天气中挣扎，但它勇气十足！
但他仍然是一位王子，诗人中的王子。继魏尔伦、马拉美和莱昂·迪尔克斯（LéonDierx）之后，经过《法郎吉》、《GilBlas》、《Comoedia》、《新闻》和《狼》五家报社组织的公民投票，他被任命为刚刚去世的迪尔克斯的继承人，成为诗人王子。350位文人投了赞成票，保尔·福尔被视为法国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人。
保尔·福尔身无分文。当人们问他靠什么生活时，他面带微笑，果断地回答道：“靠我手中的笔！”
他反复抄写自己的作品，然后将抄写件出售给手稿与真迹的收藏家。
每个星期二，他召集其伙伴们到丁香园酒馆聚会，当时酒馆的老板是孔布老爹。出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喝酒、唱歌跳舞、朗诵诗词。
身为活动组织人的保尔·福尔讲话口若悬河，行事如同火枪手一样豪爽。他身材单薄、头发很长、胡须松散，系黑色领带，外衣扣至领口，他边笑着同大家碰杯边讲故事，然后带领大家跳舞。半夜12点，他常常用他那刺耳的细嗓门即席吟诵几首才华横溢的诗词；有时，他站到桌子上，在钢琴伴奏和其他人的伴唱下，一直唱到拂晓。
他的朋友让·巴拉蒂芒托布罗斯（笔名让·莫雷亚斯，此人文化知识极其丰富，常带领他的读者们到大文豪夏多布里昂、沃热拉斯、巴莱斯或者拉法耶特夫人家做客）在烟雾和酒气中听着、笑着，同他一起吟诗作词。他醉醺醺地坐在桌边，大礼帽压低至单片眼镜，单片眼镜耷拉至染过的胡须上，说话时，那些胡须随着嘴巴的动作上下抖动，那张歪向右边的嘴巴信口开河，竭尽全力地吹捧奉承着巴莱斯和莫拉斯。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非惹《法国信使》杂志编辑部秘书保尔·莱奥托生气。这是莱奥托首次来罗童德酒馆，但他发誓以后再不会来了。原因有二：让·莫雷亚斯的肮脏（这是家喻户晓并且得到证实的事实）令他难以忍受；加上那天晚上，莱奥托心情沮丧，因为他刚刚得知他的作品《小朋友》在五年半之内仅仅售出500册……
保尔·福尔正是与莫雷亚斯和萨尔蒙于1905年共同创办了一份著名的杂志《诗歌和散文》。三位朋友举债200法郎，买了一批邮票，给预先估计的首批订户发出2000封信件。
《诗歌和散文》在战前一直是法国文学界的不朽杰作。其首批读者是：梅特林克、斯图亚特·梅里勒、巴莱斯、纪德、莫拉斯、朱尔·勒纳尔、阿波利奈尔……杂志社设在其创办人在布瓦索纳德街的家中。杂志的名字是皮埃尔·路易出的主意。杂志的宗旨是“主张对法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并主张将长期以来启发人们对高尚文学和抒情诗词兴趣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团结起来”。
象征主义的行吟诗人求助于形象的力量，然而那是一种无法进行分析的神秘力量。
《诗歌和散文》杂志把“年轻文学”的各种流派团结在一起。尽管在数年前象征主义就已经达到了其发展顶峰，但保尔·福尔仍然是这一艺术流派的先驱。
这个流派的大辩护士有亨利·德·雷尼耶、圣-保尔·鲁和一日三变其立场的让·莫雷亚斯。他们奋起反击现实主义的左拉，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以及巴那斯派的邦维尔、勒贡特·德·李斯勒、波德莱尔和高贝。象征主义谴责他们在诗词中只注重追求分析性和批判性，而没有吸引青年人。他们不仅抨击上述几位，也抨击福楼拜和卡蒂尔·孟戴斯，后者将魏尔伦视为十分蹩脚的诗人。
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只能算做一个过渡阶段。
象征主义以及后象征主义的战斗任务只是诗歌的节律问题。
当时必须摆脱传统的条条框框，将亚历山大体诗从其十二节拍中解放出来，努力向自由体诗迅速前进。《诗歌和散文》杂志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甚至马拉美在回答此问题说：他为在亚历山大诗体中“过度滥用民族韵律感到遗憾，而这一韵律和国旗一样，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杂志的第一期就有400家订户。不久以后，订户来自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杂志社向认购者赠送书作为礼物，并且在出版社、书店、书柜生产厂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散发了广告。
《诗歌和散文》出版社于1910年创建，并且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近500名诗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多次招待宴会。星期二，在丁香园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少一些，但场面同样热烈。庆贺的人群不仅仅来自蒙巴那斯，许多人从蒙马特尔步行穿越塞纳河来到庆祝现场。当他们为了参加保尔·福尔星期二的活动而推开丁香园酒馆的门时，“洗衣船”的画家们见到的并非他们不熟悉的场面：除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兴奋与狂热之外，加上丁香园诗人们的吟诗与字谜活动以及热烈喧闹的气氛，真令人羡慕不已。
蒙马特尔拉维尼昂广场的艺术家们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来丁香园，与阿波利奈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雅里交往。他们酷爱滥用枪支的恶习正是雅里传授给他们的。安德烈·布勒东在谈到他时说：“雅里是谁？就是喜欢摆弄手枪的那一位吗？”超现实主义者们尊重他，并且与他有着两个相同的爱好：作诗与实弹射击。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第一位举枪瞄准雅里的人，他介绍雅里说：
在我看来，阿尔弗雷德·雅里好像是一条河流，一条（没有胡须、穿落汤鸡似的湿漉漉衣服的）年轻河流的化身。两撮八字胡下垂着，燕尾服的下摆左右摆动着，软绵绵的衬衣，自行车运动员的鞋，所有这一切使人感觉他温柔和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浑身仍然潮呼呼，似乎他刚刚汗流浃背地离开令他情怀激荡的床铺不久。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雅里是那个时代pataphysique（虚构解法）的发明者。于布和福斯特罗是此理论的吹鼓手。什么是虚构解法呢？
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技能，何时需要应用，一般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技能是：不根据习俗与惯例，而从事物的特殊现象、反常现象观察世界（勒内·多马尔、波里斯·维昂和雷蒙·凯诺后来发展了雅里在“虚构解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阿波利奈尔遇见雅里时，后者已经在《文学艺术》和《法国信使》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他的数部著作，例如《基督的敌人——恺撒》、《日日夜夜》和《超雄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长期被视为一部戏剧的作者，而该戏剧却在巴黎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1896年12月9日，观念正统的巴黎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著名作品”剧院在耐心地等待观看这出戏剧。但刚刚看完第一段独白：“他妈的儿！”整个剧场爆炸了，全体观众哗然了，他们骤然站立起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纷纷表示抗议。
阿尔弗雷德·雅里住在卡塞特街Cassette，位于巴黎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7号院内的一套房子里。这房子也许与他的形象不符，但对他十分合适。房间处在四层半的位置，小小的房门被楼梯遮挡去一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经常去他家。他们轻轻地在那小小的门上敲几下，门扇向外推开，恰好贴在来访者的胸前。室内传来一个声音，要求来人弯下腰，让房客看清楚来人是谁。
如果是朋友，雅里请他进屋。进到屋里，来人发现房间非常小，屋顶很低，在室内行走必须弯腰。房东将一套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上下隔为两间，租给矮个子房客。这样，房东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租金。人高马大的沃拉尔德叙述说：雅里在室内刚刚可以站直身子，他和一只可爱的猫头鹰生活在一起。那只大鸟的头顶由于经常碰到石灰顶棚而发白，而作家雅里的头时而也碰到房顶，在头顶上留下几缕白发。如今，人们不知道那只猫头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是个有血有肉的活物呢，还是一只陶瓷大鸟。因为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抱怨雅里房间内散发着猫头鹰的恶臭味道。
雅里睡觉的床很矮，他写作时总是趴在床上。墙壁上挂着一幅作家的肖像，是他的朋友卢梭海关给他画的。人们看见在这屋里陪伴雅里的，好像只有一只鹦鹉或者一只变色龙。据安德烈·萨尔蒙讲，人们特别注意到模特儿本人对画的修改：雅里在肖像的身上掏了一个与墙上的通风洞一样大小的孔。雅里从这幅肖像画上完全认不出那是他自己。
他想活动一下双腿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到塞纳河边的公园转转。雅里在《法国信使》杂志社社长瓦莱特和他妻子——小说家拉希尔德（她的真实名字为埃伊梅利夫人）的房产附近买了一块16平方米的地皮。他用全部地皮搭建了一间小小的木屋：三角坛。夏天天热，他就住在那里，吃自己钓来的鱼。
雅里平时的胃口很小，为了开玩笑而大吃大喝的情形除外。一天，他和萨尔蒙到了塞纳河街的一家小酒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叫老板过来：
“请上一瓶科尼亚克酒。”
“还要别的么？”
“不用了。我还想要一杯咖啡。”
“可是……”
“一杯咖啡，一份瑞士格律耶尔奶酪，一份糖煮水果。”
“您点的这是饭后甜点！”
“是的，然后，上半只鸡。”
“然后呢？”
“然后，来一碗意大利面。”
“您想要牛排吗？”
“带血的。”
“所有这些同时上吗？”
“按照刚才点的顺序上。”酒馆老板狡黠地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肉食之后，我要一些小萝卜……和一个汤。”阿尔弗雷德补充说。
“还要别的吗？”
“是的，一瓶佩尔诺德酒……要度数最高的。”
此时，酒馆老板把他的手搭在顾客的肩头，叹了口气，说：
“请到此为止吧！你要吃坏身体了！”
“拿开您的爪子！给我拿一杯红墨水来。”
“马上到。”
墨水到了。雅里在墨水杯中放了一个糖块，一口喝下全部的墨水。
那一天，是他的特定食谱日。通常大多数时间，他只吃冷肉和酸黄瓜。
但他每天喝很多酒，最喜欢喝的是苦艾酒——他给起名为“圣草酒”。据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回忆：从起床到吃午饭之间，雅里通常要喝两升白酒和三瓶佩尔诺德酒；然后是葡萄酒、带渣咖啡作为助消化酒，晚饭之前还喝数杯开胃酒；上床睡觉之前，喝一份佩尔诺德、一份醋和一滴墨水垫胃。
从未有人见过他喝醉。只有一次，瓦莱特的女儿搞了一次恶作剧：用过纯的水换掉他杯中的酒，于是他病倒了……
雅里不爱女人，从未有人见过他和女人有任何联系。雅里为此深感自豪。
阿尔弗雷德·雅里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随心所欲，什么时候高兴，拔出手枪就射击：有人挡了他的路他开枪，有孩子使他不高兴他开枪，电车里人过多无法上车他开枪。即使偶尔身上未带手枪，他也会带有别的武器。
雅里首次遇见阿波利奈尔时，他们二人在巴黎市内溜达了整整一夜。在圣日耳曼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问何处有方便的地方。雅里从衣袋中拔出手枪，对准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后退五米。来人退到五米之外后，他才告诉他该走什么路。
连发六枪，是雅里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于布的拿手好戏，而有关雅里玩弄枪支的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纳尔家吃饭，毕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马诺鲁走到他的身边，只想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这一下惹雅里生气了，他命令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Hébert）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Hébert），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巴黎的盛宴上帝是从零通往无限捷径。人们或许会问：从何种意义上讲呢？
阿尔弗雷德·雅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蒙巴那斯“蜂箱”的画家们同蒙马特尔“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没有发生任何交流。一条河流——塞纳河将它们完全地分隔成为两个世界。毕加索帮越过塞纳河来到左岸，主要是会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文学界朋友们，因为从蒙巴那斯时不时地传出诗人们的声音。那些拙劣的诗人在当地称王，一些胡涂乱抹的所谓画家也追随着他们鹦鹉学舌。蒙巴那斯的那些艺术家无力追随多姆和罗童德两个高档酒馆的富裕顾客花天酒地的奢华，只能跟随丁香园百姓的节拍终日过着贫寒的生活。
丁香园是蒙巴那斯区口碑极佳的酒馆之一，过去它仅仅是通往枫丹白露道路上的一个客栈。它的荣誉与名声来自它与布里埃舞场的人涌如潮，整日熙熙攘攘。战前，人们常常去位于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天文台大街布里埃舞场的丁香树丛中跳舞，舞毕大家都去丁香园小酒馆喝些清凉饮料。来自圣米歇尔大街的大学生们与来自蒙巴那斯的诗人交融相会。人们在内伊元帅塑像的阴凉下交杯换盏，谈天论地。
丁香园曾经是德雷福斯派的一个阵地，也曾经作为花月派的后方基地，夏尔·莫拉斯经常在此召集为他出售保皇党人报刊的报贩子聚会。莫奈、雷诺阿、魏尔伦、纪德和居斯塔夫·拉鲁热也来这里。最后值得我们重点提及的是，为促进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艺术界的交融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保尔·福尔PaulFort（1872—1960），法国诗人，1912年逝世，被誉为“法国的诗人王子”……
他的《法国叙事诗》中除少数几首之外，大多数作品已经不再被传唱。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著名诗句是：
小小马匹在恶劣天气中挣扎，但它勇气十足！
但他仍然是一位王子，诗人中的王子。继魏尔伦、马拉美和莱昂·迪尔克斯（LéonDierx）之后，经过《法郎吉》、《GilBlas》、《Comoedia》、《新闻》和《狼》五家报社组织的公民投票，他被任命为刚刚去世的迪尔克斯的继承人，成为诗人王子。350位文人投了赞成票，保尔·福尔被视为法国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人。
保尔·福尔身无分文。当人们问他靠什么生活时，他面带微笑，果断地回答道：“靠我手中的笔！”
他反复抄写自己的作品，然后将抄写件出售给手稿与真迹的收藏家。
每个星期二，他召集其伙伴们到丁香园酒馆聚会，当时酒馆的老板是孔布老爹。出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喝酒、唱歌跳舞、朗诵诗词。
身为活动组织人的保尔·福尔讲话口若悬河，行事如同火枪手一样豪爽。他身材单薄、头发很长、胡须松散，系黑色领带，外衣扣至领口，他边笑着同大家碰杯边讲故事，然后带领大家跳舞。半夜12点，他常常用他那刺耳的细嗓门即席吟诵几首才华横溢的诗词；有时，他站到桌子上，在钢琴伴奏和其他人的伴唱下，一直唱到拂晓。
他的朋友让·巴拉蒂芒托布罗斯（笔名让·莫雷亚斯，此人文化知识极其丰富，常带领他的读者们到大文豪夏多布里昂、沃热拉斯、巴莱斯或者拉法耶特夫人家做客）在烟雾和酒气中听着、笑着，同他一起吟诗作词。他醉醺醺地坐在桌边，大礼帽压低至单片眼镜，单片眼镜耷拉至染过的胡须上，说话时，那些胡须随着嘴巴的动作上下抖动，那张歪向右边的嘴巴信口开河，竭尽全力地吹捧奉承着巴莱斯和莫拉斯。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非惹《法国信使》杂志编辑部秘书保尔·莱奥托生气。这是莱奥托首次来罗童德酒馆，但他发誓以后再不会来了。原因有二：让·莫雷亚斯的肮脏（这是家喻户晓并且得到证实的事实）令他难以忍受；加上那天晚上，莱奥托心情沮丧，因为他刚刚得知他的作品《小朋友》在五年半之内仅仅售出500册……
保尔·福尔正是与莫雷亚斯和萨尔蒙于1905年共同创办了一份著名的杂志《诗歌和散文》。三位朋友举债200法郎，买了一批邮票，给预先估计的首批订户发出2000封信件。
《诗歌和散文》在战前一直是法国文学界的不朽杰作。其首批读者是：梅特林克、斯图亚特·梅里勒、巴莱斯、纪德、莫拉斯、朱尔·勒纳尔、阿波利奈尔……杂志社设在其创办人在布瓦索纳德街的家中。杂志的名字是皮埃尔·路易出的主意。杂志的宗旨是“主张对法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并主张将长期以来启发人们对高尚文学和抒情诗词兴趣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团结起来”。
象征主义的行吟诗人求助于形象的力量，然而那是一种无法进行分析的神秘力量。
《诗歌和散文》杂志把“年轻文学”的各种流派团结在一起。尽管在数年前象征主义就已经达到了其发展顶峰，但保尔·福尔仍然是这一艺术流派的先驱。
这个流派的大辩护士有亨利·德·雷尼耶、圣-保尔·鲁和一日三变其立场的让·莫雷亚斯。他们奋起反击现实主义的左拉，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以及巴那斯派的邦维尔、勒贡特·德·李斯勒、波德莱尔和高贝。象征主义谴责他们在诗词中只注重追求分析性和批判性，而没有吸引青年人。他们不仅抨击上述几位，也抨击福楼拜和卡蒂尔·孟戴斯，后者将魏尔伦视为十分蹩脚的诗人。
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只能算做一个过渡阶段。
象征主义以及后象征主义的战斗任务只是诗歌的节律问题。
当时必须摆脱传统的条条框框，将亚历山大体诗从其十二节拍中解放出来，努力向自由体诗迅速前进。《诗歌和散文》杂志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甚至马拉美在回答此问题说：他为在亚历山大诗体中“过度滥用民族韵律感到遗憾，而这一韵律和国旗一样，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杂志的第一期就有400家订户。不久以后，订户来自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杂志社向认购者赠送书作为礼物，并且在出版社、书店、书柜生产厂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散发了广告。
《诗歌和散文》出版社于1910年创建，并且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近500名诗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多次招待宴会。星期二，在丁香园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少一些，但场面同样热烈。庆贺的人群不仅仅来自蒙巴那斯，许多人从蒙马特尔步行穿越塞纳河来到庆祝现场。当他们为了参加保尔·福尔星期二的活动而推开丁香园酒馆的门时，“洗衣船”的画家们见到的并非他们不熟悉的场面：除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兴奋与狂热之外，加上丁香园诗人们的吟诗与字谜活动以及热烈喧闹的气氛，真令人羡慕不已。
蒙马特尔拉维尼昂广场的艺术家们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来丁香园，与阿波利奈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雅里交往。他们酷爱滥用枪支的恶习正是雅里传授给他们的。安德烈·布勒东在谈到他时说：“雅里是谁？就是喜欢摆弄手枪的那一位吗？”超现实主义者们尊重他，并且与他有着两个相同的爱好：作诗与实弹射击。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第一位举枪瞄准雅里的人，他介绍雅里说：
在我看来，阿尔弗雷德·雅里好像是一条河流，一条（没有胡须、穿落汤鸡似的湿漉漉衣服的）年轻河流的化身。两撮八字胡下垂着，燕尾服的下摆左右摆动着，软绵绵的衬衣，自行车运动员的鞋，所有这一切使人感觉他温柔和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浑身仍然潮呼呼，似乎他刚刚汗流浃背地离开令他情怀激荡的床铺不久。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雅里是那个时代pataphysique（虚构解法）的发明者。于布和福斯特罗是此理论的吹鼓手。什么是虚构解法呢？
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技能，何时需要应用，一般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技能是：不根据习俗与惯例，而从事物的特殊现象、反常现象观察世界（勒内·多马尔、波里斯·维昂和雷蒙·凯诺后来发展了雅里在“虚构解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阿波利奈尔遇见雅里时，后者已经在《文学艺术》和《法国信使》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他的数部著作，例如《基督的敌人——恺撒》、《日日夜夜》和《超雄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长期被视为一部戏剧的作者，而该戏剧却在巴黎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1896年12月9日，观念正统的巴黎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著名作品”剧院在耐心地等待观看这出戏剧。但刚刚看完第一段独白：“他妈的儿！”整个剧场爆炸了，全体观众哗然了，他们骤然站立起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纷纷表示抗议。
阿尔弗雷德·雅里住在卡塞特街Cassette，位于巴黎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7号院内的一套房子里。这房子也许与他的形象不符，但对他十分合适。房间处在四层半的位置，小小的房门被楼梯遮挡去一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经常去他家。他们轻轻地在那小小的门上敲几下，门扇向外推开，恰好贴在来访者的胸前。室内传来一个声音，要求来人弯下腰，让房客看清楚来人是谁。
如果是朋友，雅里请他进屋。进到屋里，来人发现房间非常小，屋顶很低，在室内行走必须弯腰。房东将一套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上下隔为两间，租给矮个子房客。这样，房东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租金。人高马大的沃拉尔德叙述说：雅里在室内刚刚可以站直身子，他和一只可爱的猫头鹰生活在一起。那只大鸟的头顶由于经常碰到石灰顶棚而发白，而作家雅里的头时而也碰到房顶，在头顶上留下几缕白发。如今，人们不知道那只猫头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是个有血有肉的活物呢，还是一只陶瓷大鸟。因为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抱怨雅里房间内散发着猫头鹰的恶臭味道。
雅里睡觉的床很矮，他写作时总是趴在床上。墙壁上挂着一幅作家的肖像，是他的朋友卢梭海关给他画的。人们看见在这屋里陪伴雅里的，好像只有一只鹦鹉或者一只变色龙。据安德烈·萨尔蒙讲，人们特别注意到模特儿本人对画的修改：雅里在肖像的身上掏了一个与墙上的通风洞一样大小的孔。雅里从这幅肖像画上完全认不出那是他自己。
他想活动一下双腿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到塞纳河边的公园转转。雅里在《法国信使》杂志社社长瓦莱特和他妻子——小说家拉希尔德（她的真实名字为埃伊梅利夫人）的房产附近买了一块16平方米的地皮。他用全部地皮搭建了一间小小的木屋：三角坛。夏天天热，他就住在那里，吃自己钓来的鱼。
雅里平时的胃口很小，为了开玩笑而大吃大喝的情形除外。一天，他和萨尔蒙到了塞纳河街的一家小酒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叫老板过来：
“请上一瓶科尼亚克酒。”
“还要别的么？”
“不用了。我还想要一杯咖啡。”
“可是……”
“一杯咖啡，一份瑞士格律耶尔奶酪，一份糖煮水果。”
“您点的这是饭后甜点！”
“是的，然后，上半只鸡。”
“然后呢？”
“然后，来一碗意大利面。”
“您想要牛排吗？”
“带血的。”
“所有这些同时上吗？”
“按照刚才点的顺序上。”酒馆老板狡黠地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肉食之后，我要一些小萝卜……和一个汤。”阿尔弗雷德补充说。
“还要别的吗？”
“是的，一瓶佩尔诺德酒……要度数最高的。”
此时，酒馆老板把他的手搭在顾客的肩头，叹了口气，说：
“请到此为止吧！你要吃坏身体了！”
“拿开您的爪子！给我拿一杯红墨水来。”
“马上到。”
墨水到了。雅里在墨水杯中放了一个糖块，一口喝下全部的墨水。
那一天，是他的特定食谱日。通常大多数时间，他只吃冷肉和酸黄瓜。
但他每天喝很多酒，最喜欢喝的是苦艾酒——他给起名为“圣草酒”。据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回忆：从起床到吃午饭之间，雅里通常要喝两升白酒和三瓶佩尔诺德酒；然后是葡萄酒、带渣咖啡作为助消化酒，晚饭之前还喝数杯开胃酒；上床睡觉之前，喝一份佩尔诺德、一份醋和一滴墨水垫胃。
从未有人见过他喝醉。只有一次，瓦莱特的女儿搞了一次恶作剧：用过纯的水换掉他杯中的酒，于是他病倒了……
雅里不爱女人，从未有人见过他和女人有任何联系。雅里为此深感自豪。
阿尔弗雷德·雅里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随心所欲，什么时候高兴，拔出手枪就射击：有人挡了他的路他开枪，有孩子使他不高兴他开枪，电车里人过多无法上车他开枪。即使偶尔身上未带手枪，他也会带有别的武器。
雅里首次遇见阿波利奈尔时，他们二人在巴黎市内溜达了整整一夜。在圣日耳曼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问何处有方便的地方。雅里从衣袋中拔出手枪，对准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后退五米。来人退到五米之外后，他才告诉他该走什么路。
连发六枪，是雅里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于布的拿手好戏，而有关雅里玩弄枪支的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纳尔家吃饭，毕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马诺鲁走到他的身边，只想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这一下惹雅里生气了，他命令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Hébert）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Hébert），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