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尔瓦日：“你为什么给我的肖像只画一只眼睛？”
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大麻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大麻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New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大麻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激情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
巴黎的盛宴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大麻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大麻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New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大麻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激情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