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创造进化论(32)

　　阿奇里斯追乌龟时，必须把阿奇里斯的每一步看成不可分之物；乌龟的每一步亦然。阿奇里斯只要走几步就可赶过乌龟。如果要进一步分割这两个运动，最好能在阿奇里斯和乌龟的进程中区别两者各自的步幅公约数。可是两种进程的自然分节必须尊重。只要尊重这些分节，就不会产生任何困难，因为你已遵循经验的指示。芝诺的技巧就是遵从任意选择的法则重构阿奇里斯的运动。阿奇里斯第一跨到达乌龟所在的地点，再跨则到达他跨出第一步时乌龟抵达的地点，以下类推。这时，阿奇里斯必须不断跨出新的一步。其实，阿奇里斯是用别的方法追赶乌龟。就像处理通过的区域一样，若不把运动当做可以任意分解、重构之物，芝诺所见的运动就不能与阿奇里斯的运动同价。若承认这秦一项荒谬之理，就会立刻从中产生其它荒谬之理。

　　此外，要把芝诺的论证推广到性质的转化和发展的转化并不难。可以，在此也会遇到同样的矛盾。孩子变成青年，接着变成壮年，最后变成老年。要是生命发展在此是实体，则从孩子演变成老年，是很容易了解的。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是精神所见的单纯景象，而且是我们沿着进步的连续性从外想象的可能性静止。反之，若视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为发展的构成部分，这些即成实体的停止，我们无论如何排比停止，也无法把它和运动等值同观，所以无法了解发展的可能原因。我们无法用已完成之物来重构继续完成之物。例如，幼年期一旦被看成事物，依假设就仅有幼年期，我们如何能转变为青年呢？仔细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习惯用语常受习惯想法制约，把我们导进真正的逻辑胡同中。纵然走进胡同，亦丝毫不会觉得不安，因为我们已经模糊地觉得会脱离此地。其实，对我们来说，只要放弃知性的电影式习惯就够了。说到“孩子变成大人”时，我们并未探究这表现的真正意义。我们设下“孩子”这主词时，“大人”这宾词还未嵌进主词中。我们叙述“大人”此一宾词时，已经发现它来嵌入“孩子”这主词。从幼年期移向壮年期此一事象，已从我们指间滑落。留在我们手上的只是“孩子”和“人人”这想象上的停止。芝诺之矢，依这位哲学家说，存在于轨道上的一切点；同理，我们很容易就说这些停止的一方即是他方。如果语言是模拟实体而创造，我们就不会说“孩子变成大人”，会说“有孩子至大人的转化”。第一命题中的“变成”是意义模糊的动词。我们把“大人”此一状态归属于主词“孩子”时，本不合理，动词“变成”却有掩盖此不合理的任务；其作用亦接近于电影胶片的同一运动，而这运动则隐藏于放映装置中。这运动的角色是为模仿现实对象的运动而将继起的意象逐次累积起来。在第二命题中，“转化”是主词。在此，它正面展现，是实体本身。这时，幼年期和成年期只是潜在的停止，精神的单纯景象。这回我们所处理的就是客观的运动，不再是电影式的模仿，只有第一的表现法才适合我们的语言习惯。为了采用第二表现法，即须脱离思考的电影式机构。

　　为了迅速解除运动问题衍生的各种理论谬误，必须完全废弃这种电影式机构。欲从许多状态中创出一个变移，一切都会变得暖昧、变得矛盾。我们先沿着变移而动，然后于其中利用思考创出横断面，区别各种状态，暖昧就会立刻解消，矛盾立时消逝，因为变移中含有超乎状态的序列，超乎可能性横断面的序列，运动中也含有比一系列位置一即可能停止——更多的东西。第一观念合乎人类精神的程序；反之，第二观念则须往知性习惯的下坡路上爬。哲学家即使在这类努力之前逡巡不前，也不值得惊讶。希腊人相信自然。他们相信有自然倾向的精神，尤其只要语言自然地将思想外化，就更相信语言。希腊人指责思考和语言对事物之流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宁愿指责事物之流。

　　艾雷亚派哲学家最反对此事。转化违反思考习惯，不合语言架构，所以他们宣称转化并非实有。不管在空间运动或普遍变化中他们只见到纯粹错觉。其中有人不变前提，仅缓和结论，说：“实体会变，但实体本来不能变。”又有人说：“经验让我们面对转化，但这是感觉上的实体。然而，睿智的实体，亦即应存在的实体更真实，故此实体不会变。”在性质转化、发展转化、扩延转化的底层，精神应该探索与变化相反之物——可界定的性质、形象或本质、目的。希腊时代发展的哲学——亦即“形象”哲学、或者以更切近希腊文的原义而言，即“理念”哲学，其基本原理就是性质、形象等。

　　形象哲学及其转化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理念”的字源是“艾德斯”（eidoS）。艾德斯一词有三种意义：即（1）性质；（2）形象或本质；进行中行为的目标或构想，亦即假定已完成的行为之素描。这三个观点分别是形容词、名词、动词的观点，与语言的三个本质范畴相对应。从刚才的解释可知，我们可以把艾德斯译为“景象”，甚至可以译为“瞬间”，而且应该这样译，因为艾德斯是摄取事物不安定性的安定景象。换言之，艾德斯是转化的瞬间性质；是发展的瞬间形态；是平均形态的本质。而在这平均形态上下有它变形的其它形态。总之，这是给进行中行为赋予活力的构想；亦如前所示，只是进行中行为的先行素描。因此，将事物还原为理念，意即将转化分解为主要的瞬间。这些瞬间，从假设看来，已逃离时间法则，是摘自永恒的形式。换言之，知性的电影式机构运用到实体解析时，我们便向理念哲学趋进。

　　我们把不动的理念埋于动态实体之下，一定会产生所有的自然学、宇宙论和神学。就先看看这一点，我们不想以短短数页简述希腊哲学这样复杂广泛的哲学。前文描述知性的电影式机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显示这机构的作用如何表现实体。这种表现已见诸古代哲学。从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亦部分经由斯多噶派）到普洛提诺斯所展开的学说大都没有偶发、没有偶然、也没有哲学家的空想。所描述的主要内容是：体系的知性将万有流转摄成照片，再经由这些照片观察万有流转，这时此一转化如何映照在体系的知性之眼中。今天，我们仍以希腊人的方式从事哲学工作。只要我们相信思考的电影式本能，无需再去认知，也可以得到希腊人的一般结论。

　　如前所述，运动远超过动体配得的继起位置；转化远超过轮流通过的形态；形态的发展也超过逐次实现的形态。因此，哲学可以从前者的各项引出后者的各项，但不能从后者引出前者。思辨必须从前者出发。知性则使两者的顺序颠倒。就这点而言，古代哲学的做法与知性同。因此，古代哲学置身于不动中，只拥有理念，但其中仍含有转化，这是事实。起初仅立不变性，接着从中产出变化，有此可能吗？除了理念之外别无其它积极之物存在，所以纵使有所附加也不会产生变化。由此粒’因为不变减低其性质’才产生变化。古代哲学的根底必有这种要求。不动体比动体含蕴更多。我们依减低或衰弱之道从不变性走向转化。

　　由此观之，必须在理念上附加消极或零，才能得到变化。柏拉图的“非存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正是这种附加物——这是形上学的零。数学上的零跟一结合，同样，形上学的零则与理念结合，这样就可以使理念在时空中繁殖。不动而单一的理念，因零的作用而发生曲折，成为无限传播的运动。从权利上来说，只有不动的理念存在，这些理念已紧密结合。在事实上，质料已出现，把空虚加在理念上，使普遍的转化立时展现。质料是不能把捉的空无；潜入理念之间创出无边的动摇和永远的不安定。这就像一抹疑念潜入两个相爱者的心魂一样。质料尝试把不动的理念拉下，以期获得事物的永恒之流。理念或形象若彼此结合即表现出“存在”的理论平衡，所以在这意义上，理念是知性实体的全体，亦即真理的全体。感觉实体则是以这平衡点为中心无限持续的振动。

　　由此遂经理念的整体哲学而出现一种持续概念，也出现一种时间与永恒关系的概念。对置身转化中的人来说，持续已显现为事物的生命，基本的实体。这时，形象已被精神孤立，被收纳在概念中，成为摄取变化实体的照片。形象是沿着持续之流摘取的瞬间。剪断结合瞬间与时间之线，形象就不再持续。形象容易和自己的定义混同，亦即和人为的重构混同，所谓人为的重构就是形象的知性同值物——象征表现。这样说来，形象已进入永恒世界。可是，形象所具的永恒性已跟形象的非实体性合而为——反之，如果我们用电影方法处理转化，形象即非摄取变化的照片，而是变化的构成要素，展现出转化中的所有积极物。永恒性已非以抽在时间上空飞翔的抽象物，却以实体形成时间的基础。这就是形象或理念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已在永恒和时间之间建立起类似金币和铜钱的关系——铜钱价值太低，即使不停付款，借款也不易付清。要是金币，一下子就可付清。柏拉图用壮美的语言表现了这种现象。他说，神不能使世界永恒，所以把时间賦给世界，时间是“永恒性的动态意象”。

　　由此又出现广延的观念。这虽不若持续概念明显浮现，却也存在于理念哲学的底层。再想象一下精神沿着转化采用转化运动的情景。对这种精神来说，继起状态、性质，亦即“形象”都成了思考从普遍转化中切取的单纯横断面。这种精神发现，形象在本质上乃是广延。形象在转化之流中与賦予形象质料的延长性转化不能分离。因此，所有形象既占有时间，也占有空间，但理念的哲学则走相反路线，这是从形象出发，在形象中看到实体的本质。理念的哲学不是从模写转化的景象中获得形象，而是把形象放在永恒中。持续与转化只是这种不动的永恒性的下降。形象若与时间分离，便无法显现于知觉中。这是概念。属于概念秩序的实体没有持续，也没有广延，所以形象在时间的上空飞翔，同时坐在空间之外。在古代哲学中，空时和时间必然有同一起源和同一价值。这些都是存在的减轻的表现在时间中显现为松弛；在空间中则显现为广延于是，广延和松弛只显示现有和当有的差距。从古代哲学的观点言，空间和时间是实体为自己而设的场所。这实体因为不完备或在自己的外部徜徉，才会在这场所奔驰，寻找自己。但是，在此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场所是随奔驰而创造的；奔驰则在这场所留下痕迹。假若有一理想的钟摆，这钟摆只是数学上的一点，从这平衡位置起动，发生无尽的摆动，沿着摆动乃有点与点的继起并列和瞬间与瞬间的续起，于是产生时间与空间，但时间与空间除了运动以外没有什么“积极”性。时间所显现的是钟摆的人为位置与其正常位置的差距，亦即钟摆因缺少正常位置而被迫寻求原有的自然安定。如果钟摆回到正常位置’空间、时间、运动就会收缩到数学的一点上。同样，人类的推理虽形成无限连锁，却突然被吞入直观所掌握的真理中，因为推理的广延与松弛只是思考与真理的差距。延长和持续对纯粹的“形象”或理念即处于此一关系，感性的形象常常想夺回自己的理想理念，却经常受自己内含的质料妨碍，而停留在我们面前。换言之，受到自己内在的空虚妨碍，也受到现有和当有之间的空隙阻碍。感性的形象不断想夺回自己，又不断丧失自己。这些形象受制于一种不可抗拒的法则，以致有如薛西佛斯的岩石，快要到达山顶的刹那，又滚落下来。把感性形象投入时空中的此一法则只是感性形象在本源上并不充分、却又具有永恒性的形象。转化与消灭的交替，不断重新开始的进化，无限反复的天体回转运动，这一切都表现出物质性的基本缺陷。最好填满这缺陷，时空随即消灭了。也就是说，振动消失了，这振动不断追求安定的平衡，并在其周边进行无限的更新，却无法到达此一平衡。事物又回到原先的互相渗透，在空间中广延的又再度紧张成为纯粹的形象；过去、现在、未来又凝缩于永恒此一刹那中。

　　总之，自然学是逻辑的变质。理念的哲学可集约在这命题上，也是知性天生具备的哲学隐密原理。如果不变性超乎转化，则形象优于变化。在理性上互相从属、整合的理念逻辑体系因真正的失坠而分散，成为事物与事件形成的一系列自然现象。而这些事物与事件都是后来偶然出现的。一首诗的原初理念展开后，化为数千意象，这些意象获得素材而成诗句，诗句扩散而为语言。越从卷在自身的不动理念下降至解开缠身丝线的语言，偶然与选择的作用就越大。别的隐喻也许可用别的语言表观。意象会唤起意象，语言会唤起语言。现在，这些语言都从后面奔驰而来，想用自己的力量随兴恢复原初意象的单一性。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只是语言。因此，耳朵只知觉偶然性，可是，我们的精神借接连的飞跃，从语言跃向意象，从意象跃向原初意象。这样，精神即从知觉回到把捉自立性理念的概念，其实，语言的知觉只是偶而唤起的偶然而已。哲学家面对字宙的作法也是如此。经验让现象在哲学家眼前通过。这些现象在时空所决定的偶然秩序中从后面接连奔驰而来。自然秩序正是逻辑秩序的下降，也是逻辑秩序向时空的坠落。可是，哲学家因为从知觉回归概念，才看到自然学所含的积极性都凝聚在逻辑中。哲学家的知性舍弃使存在松弛的物质性，而在理念的不动体系中重新掌握存在。于是用此获得了“科学”。我们纠正知性与知性对象的差距，使知性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科学”才会以完备与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眼前，因此’科学不是人撕构制的’是先知性的存在，又赃于知性，是真正产生軸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