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
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
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
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
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
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
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
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
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
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
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
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
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
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
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
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
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
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
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
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
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
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
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
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
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
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
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
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
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
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
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
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
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
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
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
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
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
—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
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
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
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
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
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
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
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
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
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
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
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
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
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
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
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
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
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
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
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
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
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
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
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
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
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
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
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
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
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
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
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
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
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
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
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
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
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
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
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
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
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
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
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
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
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
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
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
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
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
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
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
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
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
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
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
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
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
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
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
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
“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
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
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
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
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
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
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
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
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
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
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
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
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
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
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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