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那是在我们彻底分别的前几个月，当时我们还住在西贡，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都坐在代斯达尔街那座房子的阳台上。杜阿姨当时也在场。我看着妈妈。起初，我有点认不出她来。后来，她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她面目全非，连我一点也认不出她来了。突然间，在我的身边在妈妈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不是我的妈妈，可她的面貌却和妈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她的神态有点滞呆，两眼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个角落，仿佛在突击探某种紧迫事件的发生。她窨看见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身上有一种青年人的线条和目光，有一种由于腆而被克制住的幸福感，看来她是一个惯于腆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杜阿姨就坐在她身边，可是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似地。我的确骇不仅在于我对她的描述，她的线条，她那幸福的神态，以及她的美貌，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就坐在妈妈刚才的那个位置上，成了妈妈的替身。我非常清楚，谁也没在妈妈这个座位上坐过，所以只能是她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无法顶替的真人却突然消逝，再也无法呼唤她重新出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顶替这么一个活人的形象。我神志清楚地看着自己变疯了。我嚷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我想借助这呼喊来砸碎这个死死凝住着眼前这个虚幻场面的镜子。镜子终于粉碎了，妈妈的形象恢复过来了。
我感到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满象大街上那个女叫化子一样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乡下的，暹罗山下的，或者湄公河畔的，她们都是从那个使我害怕的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四面八方。无论她来自何处，最后终于来到加尔各答。小姑娘总是睡在校园里那些蕃荔枝树荫下，而妈妈也总是在身边照料她，替她治疗那双被虫咬破、落满苍蝇的脚丫。躺在妈妈身旁的，就是本故事中的姑娘。是妈妈把这位姑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
广场写作杜拉斯：情人情人广岛之恋夏夜十点半钟印度之歌副领事蓝眼睛黑头发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劳儿之劫物质生活那是在我们彻底分别的前几个月，当时我们还住在西贡，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都坐在代斯达尔街那座房子的阳台上。杜阿姨当时也在场。我看着妈妈。起初，我有点认不出她来。后来，她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她面目全非，连我一点也认不出她来了。突然间，在我的身边在妈妈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不是我的妈妈，可她的面貌却和妈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她的神态有点滞呆，两眼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个角落，仿佛在突击探某种紧迫事件的发生。她窨看见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身上有一种青年人的线条和目光，有一种由于腆而被克制住的幸福感，看来她是一个惯于腆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杜阿姨就坐在她身边，可是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似地。我的确骇不仅在于我对她的描述，她的线条，她那幸福的神态，以及她的美貌，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就坐在妈妈刚才的那个位置上，成了妈妈的替身。我非常清楚，谁也没在妈妈这个座位上坐过，所以只能是她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无法顶替的真人却突然消逝，再也无法呼唤她重新出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顶替这么一个活人的形象。我神志清楚地看着自己变疯了。我嚷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我想借助这呼喊来砸碎这个死死凝住着眼前这个虚幻场面的镜子。镜子终于粉碎了，妈妈的形象恢复过来了。
我感到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满象大街上那个女叫化子一样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乡下的，暹罗山下的，或者湄公河畔的，她们都是从那个使我害怕的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四面八方。无论她来自何处，最后终于来到加尔各答。小姑娘总是睡在校园里那些蕃荔枝树荫下，而妈妈也总是在身边照料她，替她治疗那双被虫咬破、落满苍蝇的脚丫。躺在妈妈身旁的，就是本故事中的姑娘。是妈妈把这位姑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