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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了？找到什么了吗？”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辆车从乔丹机场路开进了树林，在距步枪射击场路50米远的地方。轮胎印虽然被雨水冲没了，但还留下了车辙，而且还有被撞断的灌木树枝，那儿有一棵显然是不久前被擦伤了皮的松树。”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边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娅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白色网球衫，显得精神焕发。我问她：“擦伤了树皮吗？”

“对。所以我就去乔丹机场，把可怜的考尔从睡梦中叫醒。他带着一个人与我一起赶到现场，将撞坏的树枝砍了下来。”

“然后呢？”

“啊，我们回到了机库。透过显微镜，我们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尔要把树枝样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诉他我们怀疑那是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他说可以通过汽车制造商，用存档的汽车油漆标本核实一下。”

“好。我们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车有没有撞树的痕迹。”

“希望能找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可以证明你为肯特设想的行动计划可以成立。”

“对。”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这漆确实是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也只能证明有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撞上了那棵树。不过，这就足以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对，就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头柜上。“我希望你当时能叫醒我，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错。”

“谢谢。我还把你的靴子拿给考尔·塞夫尔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没有确认的脚印比了一下，发现你的脚印与他图纸上的脚印大小相符。”

“谢谢你。我是嫌疑犯吗？”

“还不是。考尔确实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没有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她没有理我，继续说道：“考尔从吉勒姆弄到一个电脑程序。他正在机库编制程序，用来显示每个已被确认或尚未确认的脚印。我向考尔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我们推测出来的那天夜晚发生的事。”她站起来，走到窗口，说：“雨停了，出太阳了。这对农作物有利，对丧葬仪式也有利。”

我发现床上有张纸，便拿了起来。这是安·坎贝尔写给肯特太太那封信的电脑打印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写信给您，是为了跟您谈谈您丈夫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信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他毫无兴趣。我建议，他应该寻求心理咨询，或是他单独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调动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关心的是您丈夫的事业和名誉，还有我的名声。我不希望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诚的安·坎贝尔。”我大声念道：“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声来。辛西娅转过身来，说：“这说明她很有胆量。我一定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

我将信扔在床头柜上：“我敢打赌，肯特看了这封信一定气疯了。对了，考尔有没有奥克兰那个脚印专家的消息？”

“还没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着身子。”

辛西娅把浴衣扔给我，掉转脸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进了洗漱间。我洗脸时，肥皂泡沫抹了一脸。

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辛西娅拿起话筒。水龙头声音太大，我无法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大约过了一分钟，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娅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是卡尔的电话。”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电话是否打错了房间。”

“哦……”

“他在亚特兰大，大约10点到这儿。”

“给他回电话，就说我们这儿正在刮龙卷风。”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过胡子，我开始刷牙。辛西娅又回我房间去了。我刚打开淋浴，就听到她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想她恐怕没听到，就朝我房间看了一眼，发现她正要打电话。我想也许那电话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拿起了话筒：“你好。”

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