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她告诉我们的那样：她再度挺着个大肚子从香港登船赴厦门的时间是在1950年的2月。这是在境外的一切前途通道看来已向她关闭了之后。
欧文的父亲死于心肌梗塞。当然，那时还没欧文这个名字，但却已存在了今后将会被唤作欧文的那块生命的肉体，肉体留在她的肚子里，肚子搁在赴厦门之船的某舱某房某铺位之上。再说——我必须在此严肃声明——她的话未必全可信，一是幻觉，二是经常会另藏隐机。飞机师患的究竟是不是心肌梗塞症？甚至，他有没有真死？还是有在伦敦在苏格兰某小镇上，搂着另一个金发女郎接吻作爱，然后再让她怀上一个不叫欧文的欧文？所有这些均存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再也见不着他了，她的那段石班街梯级上互相追逐嬉笑的情节只能永远地留存在了记忆的底片上。对于她来说，他的确已死——而且死于某类心变之症。
画家再娶也值得探讨。一是娶的是否就是那个他俩昔日的侍女？二是真会育有十三个那么庞大的子女连队？三是与婢女通奸难道真是当地风俗——怎么很少有人听说?反正，农庄的正门与边门都已向她关闭，她明白，挺着一个大肚子去找回不辞而别的前夫，破镜重圆的机会几近于零。再美的诱姿，再甜的蜜语都再难施返魂之术——尤其是在那个时代，那个闭塞的地区。
于是，她想起了上海，上海的那些色彩斑斓的岁月。
其实，在回国之前，她在香港也暂住过若干月。那时内地乾坤已换，天地正变，每日从罗湖关口流入的避难人口不下几千。其中不乏拎皮箱咬雪茄的厂主商贾，但更多的是提篮挑担而行的城镇贫民以及军队溃败了之后的游兵散勇。英国政府将他们聚居在九龙一处“调景岭”的山顶上，在那儿，他们过着缺水无电的日子，等待到不知将会是哪一日。
所有这些，报上的报道无日无之。但她全不理会，记忆中的上海玫瑰园图在远方向她招手，她悄悄地登上了那艘空荡荡的返国的班船，待到房东发现她那张留言条再电告她在港的亲友时，她早已悠荡在了大海的碧波之上了。
这便是她的个性——直到今天。抗争命运，叛逆传统，挑战社会，蔑视人言，集可爱可恨可敬可憎可惜可怜于一身。当时的她刚三十出头的年纪，亮丽的像一朵盛放的牡丹，浪漫之血在她全身流动，艺术之魂在她额前召唤，她将现实与梦混为了一谈。
她在轮船到港的汽笛声中走下舷梯，激动，盼望，同时也发觉，原来全船除了她，只有寥寥数位搭客。
她从未到过厦门，也想不到厦门竟是个如此破烂的城市。码头上空荡荡的，几个佩武装带与手枪的军管会人员来回走动。一张厂台两把椅子设在当路口上，一个先她而下的入境者被示意去桌前作出登记。这是后来，当她再度回到香港后才了解到的历史：当时对岸的金门解放战，我军所向披靡的铁甲雄狮碰巧（还是碰不巧？）刚失利了一役，因此厦门的形势更显严峻。她眩目的打扮，她耀眼的美丽，并不能令那几位军服穿着者分心，相反倒更使人增添了怀疑的色彩——所谓美蒋女特不是一个个都拥有桃花般的姿色，毒蛇样的身段的？
总之，她回国的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上均存有误差。
她被分配到一所机关模样的地方去其中学习，两个穿灰布干部服的女人终日与她为伴。她填了履历表，写过一份“情况说明”之类的文件。飞机师？什么？你怀了英国飞行员的骨肉？——她想不到她根本不认为是什么的什么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同她来谈话的人更多了，除了女干部还有男干部。白天，在宿舍在走廊上在饭厅中或叫去办公室；晚上，则搬张板凳坐到屋里的那块类似于打谷坪的方场上。谈话的内容无非是要她回忆回忆了再回忆，细节细节了再细节。他们一个个地态度和蔼，笑容可掬，然而言语之间却藏着有一种绝不能让你有逃遁机会的围剿感。她被“追赶”得很有些累了，想上街去买些零用品。但他们说，这你就不用操心啦，区区小事，让我们来替你代办就是了。而她这才记起，自己似乎已有数星期不曾踏出过这所大院的门口。有一次的晚间谈话，逆着月光，她依稀见到院墙上的一道铁丝网以及一个横挎枪的人影晃动在高高的瞭望台上——她，突然明白了一切。
“让我回上海去！！”她吼得昏天黑地。
但情况好像并不似她想象得那么坏：灰布装的女人坐到她病倒了的床前来安慰她，向她作出解释，给她送来了缓解头痛与失眠的药丸。最后，一位身材高大的“龚同志“出现了，他是她在内地上遇到的第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男人（令她“印象深刻”的似乎总是男人）。他笑吟吟地向她伸出手来：爱伦黄同志（第一次被人唤作“同志”的感觉亲切感人得几乎使她掉泪——尤其在月光，铁网与挎枪的人影之后），我（“我们”指谁？）是相信你回国来参加新生活建设的决心的。祖国欢迎你！人民欢迎你！组织上（组织？什么组织？我并未参加过任何组织哇！）欢迎你！
虽然，对他谈话的通篇还想当有一些理解上的朦胧，但她的心情是充满了兴奋以及感动的。她预感到即将出来的阳光，她觉得只有他所说的一切才合情理。她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一句学成刚不久的表达法：“龚同志，您的话真是说到咱心坎里啦！”她觉得很得意，于是，她笑了，龚同志笑了，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被送上了北上的火车，带着一封火漆封印的介绍信，她回到了阔别三年的上海。
她悄悄地回来，就像她悄悄地离去。她见回上海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哭，她觉得她对不起上海，她记起了徐志摩的一首诗或者萧邦的某首乐曲。这是三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耀眼的琴行下午，她说给我听她当时的感受。
落地大玻璃窗外的太古城平台花园上，树阴翠绿，蝉鸣震天，她刚好准备打开冰箱取一罐饮料来喝时，如此回头来望着我们。那天下午她没课，而我与太太又恰好带上了两个刚放假在家的女儿一同到公司来消磨一个暑午。“嘿！都这么亭亭玉立了！”她很喜欢小孩，尤其是我那两个可爱的女儿。她说，她是亲眼看着我太太如何怀孕如何抱着她们领着她们手推车推着她们，一年年地，她们就如此这般地长大了。每次见面，她都要重复这同一句话，余下的一半，她不说，我也能替她补上：“——那我们还能不老吗？”
其实，所谓“老”，只是她说说而已的一种心理逆动，因为下一刻，她已同两个孩子玩成一群，闹成一堆，笑作一团了。她教她们跳苏格兰舞，跳法兰西宫廷舞；她扮绅士，而让她们充当淑女。她一圈又一圈地跳完了三拍跳四拍，邀完了这个又邀那个。直跳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才肯余笑袅袅地退下阵来，走到冰箱前，想喝点什么来消热兼补充水分的流失。
她取出一瓶矿泉水，旋开蓝色的瓶盖，喝了一口，顺势拉出身边的一张琴凳坐了下来：“人是有缘份的，他救了我，但我却被注定与他仅有一回的面缘。”她指的是那位龚同志，那位气宇轩昂，心底又善良的龚同志。她说，记忆有时会奇迹般地将一场场人生断幕清晰、呈放大型地反复放映在你眼前，却让它的上下文都隐没在了绝对的黑暗之中。此类人生镜头甚至细微得诸如某人手指的长度，手背的质感，眨眼时的神韵，以及脖子通往肩胛处去的某一块疤痕都深刻得怎么样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她指的当然还是龚同志。因为时他送她上的车，火车临动时，他自车厢下握着她从车厢上伸出来的手说：我有一个小小的私人要求，能提吗？她的心止不住地一阵狂跳。然而，他说的只是：爱伦黄的名字读来怪别扭的，黄是你的姓吧？假如改成黄爱国或黄新生什么的，岂不更好？
她没听他的话，当然，她不会听的。
在内地，第二个令她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男人是一位姓李姓的校长。
那时，她已安抵上海。孩子也已在某家外国人留下的教会医院中顺利产下，且被宋庆龄基金会创办的幼稚园暨托婴所接纳全托。这是一家只有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子女能得以入门的机构，高雅、整洁、师资优秀，托费则基本全免。人民政府对她另眼相待这一点，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说起，她还不得不承认。
而她自己则被归口去了一所中学担任音乐教员。这所叫作“天山”的中学，她也说不清应该是坐落在上海哪个方位的哪个角落里。反正是一条路转上一条街，一条街再拐上另一条路，在接近市郊的交接地段，学校便到了。
学校有几排平房式的教育楼，一片沙砾地的操场，几座已经凋零了颜色的篮球架；刮风的日子，当她夹着琴谱疾步走过操场，走向对面的教室时，她必须眯眼遮额，低首而过，一不凑巧，就会有小沙粒被吹进眼睛的麻烦。
学校还有一位姓李的校长。
时近1954年年尾。镇反之后是肃反，肃反之后又轮到三反五反。岁月在“反”字声中过去。反反得正，不反倒了反动派，又哪能迈得开社会主义的正步？——这是当时人们的理解逻辑。霞飞路上的舞厅一家家地关闭，舞女们作鸟兽散；美国电影逐步绝迹；咖啡馆也只剩下不多的几家，经营惨淡，不知是没人愿，还是没人敢，前往光顾。
她带回国来的香水用完了。上海从前满街满市的进口香水不知何时都消失了踪影，她问了好几家老牌商店，一律摇头，且被人以一种带点儿嫌恶与疑问的目光凝望着。现在的女人怎么啦？怎么一下子都不用香水了呢？但她却觉得香水是一种非备不可的用品。不搽香水的日子几乎一天也不能过，一身汗臭，连自己的嗅觉关都过不了，还说别人？
照理说，她不是反动派不是反革命不是反动资本家——她当然不是——但又好像样样与她都有些关联。政治学习，小组开会，每个人的目光都“刷刷”地射向她：爱伦黄，看你的浪费！丝袜一打打地用，勾丝一只扔掉一双；爱伦黄，看你的三寸高跟鞋！看你的银狐皮大衣！看你的口红！看你的甲油！……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该不该批判？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配不配做人民教师？爱伦黄，看你的香水！看你的“力士”！看你的“玉兰”！看你的“密丝佛陀”！——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产品？爱伦黄！……她吓坏了，她真害怕他（她）们会叫喊出“看你的睡袍！”“看你的胸罩！”“看你的三角裤！”来。她换了件宽大的列宁装棉袄，剪了个童花式短发；她躲躲闪闪，她回回避避，连年许没见过面的好友来探望她，打对面经过竟也认不出她来。
每遇这种窘况，李校长都会在暗中保护她。他在全校的大会上说，建设新社会不是指形式，而是指内容。互帮互勉互助互爱，共同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不正是我们党一贯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吗？私下里，他则提醒别人说，爱伦黄是华侨，她从国外来，她还有过一个外国人的丈夫，这些已经组织上审查过，我也了解，大家对她的要求不能过高。李校长很有些权威，李校长又是领导，他看到的材料别人看不到，他不清楚谁清楚？于是，爱伦黄的压力便开始减低，她发现周围有了些笑脸，但，不知道她当时是否已患有精神幻觉一类的症状，反正她敏感到这笑容的底层正隐藏了些什么，正压制了些什么。它们在等待时机，一旦有爆发的一天，其能量将加倍地可怕。
李校长把她叫到校长室。他叫她不用担心，浓妆艳抹或者太惹眼，淡施脂粉还是可以的。丝袜高跟鞋，其他同事也都有穿么，没关系——啊？没关系的！她感激地望着李校长，他是五十开外的人，肩宽体魁，温文儒雅，一头花白了的寸发，让人望一望就能产生出一种安全感来。他告诉她，他毕业于三十年代某届的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他没提到他的太太，却说他有二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间的谈话，一大半以英语进行。他们谈到雪莱谈到拜伦谈到萧邦谈到贝多芬谈到莎士比亚，她觉得兴奋觉得舒畅，她甚至觉得对方的目光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什么。
这目光经常往下瞧，她整了整自己过膝的裙边，但她发觉有半截白裸的小腿是永远遮盖不住的。她突然抬起脸来，遇到的恰好是他匆匆打算避开的目光。他的脸一阵绯红，一切于是便开始冷场。最后，他将她送出校长室，连手，都迟疑了一下没同她相握。
就这样，她与他只有过这么一次单独的接触。但她深知他是个好人，正派，厚重又有她所仰慕的一切风度。然而这种人那个时代是容忍不了的。他成了右派，他下放，他去了外地。“文革”之中被揪被斗自不在话下，然后又在毫无选择的前提下，他走上了那条与他有着很多相似经历与气质的人的共同道路：自杀。所有这些，都是爱伦黄在许多年之后的一次香港友人的圣诞派对上偶然见到一位与当年的李校长长得极为相似的中年人，探询之下，才惊奇地得知原来他正是李校长之子后才听说的一段情节。“婶婶，”他这样来称呼她，“亏你得出来的早哇，否则，……”
这次相遇，对她脆弱的神经架构似乎又造成了某种压迫。其效应无非是三种，一是接连几星期，她都梦见李校长（只有在梦中，他仍像今日他儿子般的年轻，壮健），有脸红的一瞥，有躲避的目光；她说，她甚至有点内疚：假如没有她冰冷的拒绝，或者不会有他最终的结局。二是她会在夜半时分猛然惊醒，坐起身，虚汗淋漓，连被子都有被挣踢过的痕迹。她仿佛觉得自己仍留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厦门，广州，上海。三是她会在白天工作的时隙里，反复不断地问我那同一个问题：基督在上，人为什么要如此猜疑、仇恨、明争、暗斗？撒旦钻进了他们的心中啦，她说，像李校长那样的好人他们都容不得，这世界还能容得谁？
其实，这世界能容得的恰恰是与李校长品行相反的那类人。在那个时代的那块土地上，只有两种人能生存，一是随大流的糊涂虫，二是见风使舵的打手、听令而扑的鹰犬。不要说李校长，不要说爱伦黄，任何一个稍有个性者都会被当时的社会机器绞成一团精神的肉泥。我当然没将我的这些思维的答案告诉他听，因为，她究竟能理解多少以及合不合她基督在上的理论，这些都是疑问。
在她梦中出现的，除了上述的那些外，当然，还少不了另一张面孔。这是一张美少年的面孔，白面红颊凤眼酒窝。它们都是属于一位东山区的二十岁上下的户籍干警的。
1956年的她又重施故技，选了个无月的淫淫雨夜，先去宋庆龄基金会幼稚园，偷偷将孩子接了出来，再潜回学校宿舍。她包了包随身的衣物，便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那时的户籍制度还没进化到严密得连只蝇都飞不越的程度，当学校当局匆匆登报寻找所谓“我校失踪教工爱伦黄”时，她已被安顿在广州东山区一幢花园住宅里，向着她的好友，粤剧名伶薛某人捂胸嗔声道：“好险哪——真好险！在北火车站见到的每一个警察，我都怀疑是来抓我回去的……”
白天，她外出工作，晚上，她就借宿在薛公馆三楼的一间面朝花园的大房里。孩子在这里长大，一头金丝鬈发，常被人好奇地注视，而该说某外国话的嘴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
她的工作是在一家被从香港放逐回广州的歌舞团中担任西洋流行歌曲的独唱演员。歌舞团是个自负盈亏的单位，并不从属于任何官方的文化机构。他们巡回演出于各大酒店、茶楼、剧场、公园。她的加盟，顿使歌舞团的业务火红火绿起来，进帐也随之大增。而她，因此也过起了一种收益丰厚的富裕日子。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她的目标。广州只是她的跳板，她要从这里跳回香港去，跳回在那个疯狂的早晨她从那儿搭船离岸的地方去——于是，她走了东山区的派出所，并遇到了那位姓陆的少年干警。
其实，他俩间的爱火是在见面的第一个瞬间已经擦出。她觉得他很像欧文父亲的年青时；而他对她美艳的惊羡当然更是无法掩盖地被那个大他有十多岁的她在眼神中活捉。他常常借故“了解情况”来探访她，而“了解”的时间则从一小时到几小时，又从几小时到半天一天；地点更是从家中移到了戏院，移到了越秀公园，移到了东糊的一叶荡船上。
那一个朦朦着月光的深春之夜，在经过近郊一条偏巷的时候，他突然向她跪了下来，他说他爱她，他愿为她放弃工作，双双私奔，一走了事。她将他扶起身来：这是不可能的，她说，在我俩之间即使有爱，也不存在能共度一生的条件。但她还是捧着他的脸吻了他，她说，我希望得到一份去香港的通行证，你能帮我吗？
他确实帮了她。
当他把一份整个东山区唯一名额的，写着她名字，贴着她相片的“来往港澳通行证”摆在她面前时，已经是1957年年中的事了。她再次吻了他，她说，她只能把他当作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她的好弟弟，而永远永远地珍藏在她的记忆的深处。而他则侠意凛然地表示：能为自己所爱的人尽力已是一种莫大的荣耀：爱不能自私，爱是一种奉献——看来，他读过的文艺小说的数量一定不会少。
时间又回到了那个盛夏之午，地点在太古城平台花园的琴行。她手中握着的那瓶矿泉水已近乎于喝完。我五岁的小女儿走过来，双膝跪在她所坐的琴凳的那半端空位上，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AUNT（姑姑），再陪我们跳舞，好吗？”
她亲热地将她搂在怀中，用自己的脸蛋贴着她的。
“结果呢？”她无法集中的目光散射在琴行大堂偌大的空间里，“结果是他。”
“那时他刚退休不久，在美孚新村拥有二叠收租楼以及几份美金定期存款单，求婚时，他一一向我展示。”
“唉，还不是为了那个没有了爸爸的孩子？”——为孩子还是为自己，当然没人能说清。
三个月后的一个神清气爽的秋晨，我驾车朝公司方向飞奔，心情兴奋而轻松，我边开车边用口哨吹奏着一首萧邦的圆舞曲。
昨天深夜我刚从上海回港。辣菲德路马思南路转角现在是一家牛奶棚，而占据梅白克路国立音专旧址的则是一爿制药厂和两家个体饭店。“四明里”当然还在，贯通延安路巨鹿路，甚至连“天山中学”的位与现况，我都收集到了一鳞半爪的下文。我盘算着先向她卖个关子吊个胃口什么的，并不急于将一切——包括那几帧我站在“四明里”弄堂口拍摄的照片——都一古脑儿地一倒为快。一则我很想细细地观察她表情的变化，二则，我倒是真想说服她去上海看看。上海不同了，上海的恶梦做完了，上海醒啦！——我想用如此形象的比喻来撩拨她回家去一看的欲望。
我泊定车，疾步走出停车场。我推开公司的玻璃大门，一切如旧，金灿灿的朝阳洒满了整座琴行，我去琴房匆匆找了圈，不见她，再回出来：“爱伦黄呢？”
“她？还不又是上演了那出老脚本？”
“又不辞而别了？”
同事们都咯咯地笑开了，笑声在晨光中的琴行里荡漾开来，而我则站在大堂的中央，愣了呆了傻了。
除了摇头，你告诉我，我还能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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