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处上海西北角上的那条极司菲尔路是一条华洋共处，贫富杂居的马路。那条马路的路名自从1953年改名为万航渡路后，就再也没人提起它过去的那个洋名了。而一代又一代的新上海人，大家都只知道在静安寺一带有一条叫万航渡路的马路，其他就不再知道多点什么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了，上海重新打开门户，不少从前居住于此的海外华洋人士及其后裔再度寻根寻了回来。他们说是要找一条叫做“极司菲尔”路的马路，上海人这才知道了万航渡路的前身。这种感觉很奇特，有点像是一个生活在今生今世的人突然有一日经高人指点而明白了原来自己的前世是谁是干什么的时候的感觉相类似。不但唏嘘不已，而且还恍恍惚惚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希望能将其中的细节来个刨根究底追寻一番的冲动。
假如以上海人的区域概念来划分，万航渡路属于“上只角”，那儿座落着不少很有建筑和地域特色的花园洋房。其实，在那一条马路的大墙后面同样也存在着大片大片的棚户区，其破烂、丑陋和穷困程度决不亚于杨树浦和闸北的同类地区。但人们往往就忽略了它们，而将关注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些翠瓦红砖绿树赭墙的洋房群落。这是人的潜意识中的某类扭曲的心理因子在起作用，尤其是在这物质主宰一切的尘世间，人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义务地将某个讯息夸大其事地传来传去，说，谁谁谁现在发迹了，谁谁谁现在平步青云了，而谁谁谁又是一人做官连鸡犬都升天了，云云。好像这么说一说，连传言者本身也都能挤入“鸡犬”的行列，分到了一杯羹似的。
曾经，晓海家就是人们传言中的那类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家庭。而他家的住房更是上海人最喜欢投以关注目光的，带有客饭厅前后花园多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所谓“花园小洋房”。那段好光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能算短，大概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吧，晓海至今还保留着幼年时代生活的某些记忆残片。他尤其记得他的年轻时髦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晚，要挽着父亲的胳膊外出去参加各种社交宴会与派对。还有母亲的一家——她的一父二母（晓海的外公娶了一妻一妾）和那些晓海叫他们作舅舅阿姨的好大一堆人常来他们家，一吃一玩就是一整天。而有时，干脆就在他家住下不走了（反正空房间多得是），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那一天中午，晓海与我一同在太古城的一家茶楼饮茶，茶楼临海，从茶楼落地的巨大的玻璃幕墙望出去是波光鳞闪的宽阔的海面，与对岸的九龙半岛隔海相望。晓海呷了一口乌龙茶，又将一块虾糕塞进了嘴里，他抬起头来，笑道：“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母亲的一家人倒真是有点儿‘鸡犬升天’的味道了。”
而我则告诉他说，他家当年居住的那幢花园洋房至今都保存完好，并没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城市的大拆迁运动中遭受被毁之厄运。这是一幢位于万航渡路武定西路口的洋房，在这一地区，花园连接花园，存在有一大片同级别的洋房群落。于是洋房们都互相沾了光，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片市政府所谓的“特色建筑群”的受保护区域。房子也像人，一旦受到了明文保护，其珍贵性得到了官方认可后，便不同凡响起来，非但不拆，而且还整修一新，又焕发出了它们昔日的青春光彩。我很高兴地将此情形形容给晓海听，我知道，因为忙于生计，他已十多年没回上海了，而我相信，他是很希望能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听我说罢，晓海想了一想。他说，每次提到旧居，都是一件最易触动他心底痛处的事。事实上，旧居遥远的模样，他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了；他对它最清晰的印象反而是在它最颓废的那些年中。
旧居最遭殃的岁月是在文革里。一幢二百来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住进了二十多户人家。从前，沪式滑稽戏里有所谓“七十二家房客”之一说，这是形容旧上海社会众生相的一句常用语，形象而传神。晓海说，说是“七十二家房客”，可能是一种戏曲表演上的夸张手法，但他家住进了相当于三分之一个七十二家房客倒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
这也是他见到的旧宅最残缺不全的一幕景象了。那时，他已去了黑龙江，父亲病危，打电报让他赶回来。他见到从前的50来平方米和30多平米的客饭厅都被打通了，再由房管所用胶合板分割出两排约莫七、八家人家的住房来。中间留出一条走道，而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摆着一具煤气灶头，油盐酱醋之类的瓶瓶罐罐高高低低的布满了视野。长年累月，这些煤气灶头上煎煮食物的油烟已将从前雪白的雕花房顶熏得乌黑乌黑。他从宽把手的柚木扶梯上登上楼去，他发现扶梯光滑的把手上钉满了铁钉，扫帚、拖把、腌肉、腊肠、咸鸡、板鸭，无所不有。它们都被勾挂在钉子上。而电线像蛛网，从此端跨越到那端，纵横交错。二十多家住户就产生了二十多盏走廊灯头，各自为政，互不借光。花园里的情形更惨，树木花草都被砍割一清，光秃秃的泥地上又搭建了几间砖房，加上原来的汽车间和佣人屋，花园里也住上了三、四户人家，他们将衣裤、被单、婴儿的尿布晾晒在花园的竹棚架上，一片狼藉。新住客中的不少人晓海都认识，有的是他小学，还有的是他中学里的同学；从前，他们就住在了离开他家一条横巷之外的苏州河岸边的棚户房里。
应该说，这是他家境遇的最低谷期了。以前老喜欢对他家的家境与住房投以羡慕与关注的目光现在都转向了和消失了。在这最灰暗的日子里，人们好像已经彻底将他们给忘了。人们不知道，也再没兴趣去知道，他家在干些什么？他家的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与他们无关。当人们的兴致勃勃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那个时代的那些靠造反和夺权起家的新贵们时，他们父子两人照样在那个疯狂人海的一隅过着应该是他们那种人过的日子。
晓海登上二楼，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二楼的那间朝南的主卧房（至少在这点上，政府还是宽容的，他们将他家的住房都没收和重新分配与了他人，但还是将这间 二楼的主房留给了它的原主人）。晓海从小就生活起居于此，应该说这儿对他是十分熟悉的。然而，此一刻的房间对他却显得异常陌生。三番五次的抄家之后，能搬能毁的家具都搬了毁了，搬不了搬不动的都被贴上了封条，推移到了房间的一角。房间因而显得特别地大，大得都有些可怕了。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搁着一张单人的折叠床，之中，躺着他的气息奄奄的父亲。
父亲罹患了晚期肝癌。事实上，他是被造反派从医院里赶出来，赶回家中来等死的。因为一所无产阶级的医院是绝不允许留治这么个资产阶级份子的，再说，他还是个烙有“匪特”嫌疑的阶级敌人。晓海放下背囊，向父亲走过去。他来到了他的折床的边上。他望着父亲望着他的眼睛，这是一双无神而又混浊不堪的眼睛，但它们却对儿子的来到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他回想起童年时代的那个惊恐的夜晚，以及后来父亲从拘留所里放出来带着他回家去的那一幕幕的情景，他蹲下身来，将嘴巴贴在了父亲的耳边，他说道：“爸，我回来了。”
站在今天的年龄立点来回观，晓海感觉，老宅十年的黄金岁月对于父亲和他们的家庭来讲，就像是触立在一片黑色怒海里的一座长满了奇树异卉的安全岛，父亲生命的航船从海里驶来，登上岸，在享受了短暂的阳光与美景的时光后，又重新下海，向着风浪汹涌的大海的深处驶去。而从此，他便再没能回来，他就这样被怒海吞没了，无声无息。
然而对于晓海来讲，直到那个手电筒与斥骂声的夜晚突然降临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童话式的，王子式的。所以他不理解——他当然无法理解——这些原都不是必然的，这是一种暂短和虚幻的假象，漫漫的黑浪汹涌的岁月正在前方狰狞地等待着，等待着童年的晓海。
那个年纪上的晓海几乎受到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包围，领受着他们的笑脸和奉承。因为对他的奉承就意味着对这家男女主人的间接的奉承和尊重。人们争先恐后地表达着这么一种情绪，无论是虚假还是真实（虚假演出多了也变成了真实），无非都是想从这点入手，能为自己争到那个“鸡犬升天”利益中的一口羹。
晓海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家里的那些男女佣人们的名字和样貌：阿根和阿钟，他俩是专事花草树木的修剪和负责全幢房子的水电检修以及重物之搬运的。阿金是粗脚娘姨，阿秀是细脚娘姨。厨子是个叫老范的镇江人，高大肥胖，脸色红润，说一口刮辣松脆的苏北话。还有一个绰号叫“长脚”的阿罗，他是父亲的司机。但因为父亲老喜欢自己开车，故阿罗一般都很空闲。除了母亲要单独用车外出时，他会忙碌一阵外，余下的时间，他老喜欢在劈柴房里“吱呀吱呀”地拉他的胡琴。他与做细脚的阿秀“姘上了”（这是小晓海有一回听到母亲告诉父亲的话），他俩老躲在那间劈柴房里鬼混。而天一擦黑，只要先生太太不在家，阿罗就会迫不及耐地往阿秀的工人房中钻。有时候，还会把小晓海引过来当个掩护什么的。而有时，阿秀乡下的丈夫来上海看望老婆，在上海住多了两天，阿罗就会焦躁的像头蛮牛，在花园里直打转。反过来也一样，阿罗回乡探亲，回来迟了点，阿秀也会嘟起个嘴，一蹶屁股回房去，几天都不理睬阿罗，要阿罗好劝歹劝，说尽好话，才又重新言归于好。
最令幼年的晓海记忆深刻的是父亲在他们家的花园里举行的一个又一个的鸡尾酒会——父亲很喜欢这种洋派的社交玩意儿。每逢这种场合，他家的花园里便会挂灯结彩喜色洋洋，亮丽极了。而父亲所邀之人无外乎是一些社会上的贾富、名流以及文艺和文化圈中的人士。那时候的父亲还很年轻，精力勃勃。他梳一个乌油光亮的中分式发型，雪白的衬衣、花领结，吊肩式的背带西裤。他手握一杯樱桃酒，屋里屋外的四处走，并站在那儿，与一堆又一堆的客人寒暄、交谈。母亲则着着夜礼服，高跟鞋、满脸光彩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小小的晓海也来来回回地穿梭在人腿中间，好奇地东张西望。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将这个经过自己身边的俊秀的小男孩抱起来，亲一亲，说上几句赞美之辞。
遇上这种时候，佣人们就都挤到了工人小楼里去了。他们从窗口探出头来，指指点点。说，这人是谁，那人又是谁。又七嘴八舌地评论着这个比那个还是那个比这个更漂亮，更有“卖相”，“噱头”更好，如此这般。
当然，不能排除的一点是：其中的不少内容可能是在我写小说时，当想像开始奔腾后添加进去的某种场景细节。但我想，这也无妨。当虚构与真实充分混合时，虚构也一样可以成为真实。
那些年，这一屋子的人们，尽管也时不时的会有搞些矛盾和闹些误会之类的生活插曲，但大家还都生活得像个融洽多彩的大家庭一般。当然，那是要有一根顶梁柱的，而晓海的父亲就是这么根顶梁柱。后来，顶梁柱倒了，倒了也就树倒猢狲散了。刹时间，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晓海的母亲以及母亲面上的，常常来他家白吃白喝白住的那一家子人——全都不见了踪影。再后来，晓海去黑龙江务农，常见到当地人用猎枪打鸟的情形：枪声一响，就一只鸟掉了下来，而其余的满林子的鸟都一哄而起四处飞散了去。他想，当年，他家的情形不就是如此嚒？
往往，命运之蛇都是在你毫无察觉，甚至还是洋洋得意之时，向你无声地游近过来的。有关部门对晓海父亲的“特殊关注”其实从镇反期间已经开始。缘起还是他所学的专业。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反特意识一般都很强，而“无线电”这三个不祥的字眼又很容易叫人联想非非。诸如：收发报机不也属于无线电的一种吗？还有，就是那个戴着双筒耳机，藏身在阁楼上“嘟嘟嘟”发谍报的狗特务的形象也已被宣传得深入了人心，更何况还是无线电“专家”？而且，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就在那么个节骨眼上回国来呢？联想，本应是属于从事虚构创作的作家们的一种特殊的天份和才能。但在那时代，这种天份的拥有者比例极高，也相当地普遍，很多所谓“重大敌情”往往都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某种大胆的假设、推断以及联想才得以侦破的。
在之后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童年的晓海都一直无法让自己从57年年底的那个寒冬之夜的那场始终也没能让他做完的梦中醒过来。他不知道，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他终于醒过来了，终于相信了这便是他要面对的现实时，他发现满林子的鸟全都飞得个精光，只剩下了他与他那可怜的父亲孤守着这座大宅，过着一种不像是个家的凄凉的家庭生活。其间，只有阿钟和阿金还来上海探望过他们爷俩几回，，并且还给他们捎来了一些乡下的土产，让他们感到了这人世间还有温情。
其实，一直到文革爆发的这么许多年间，父亲也不是没有过相对宽松一点的日子的。那是在60至63年间，刘少奇路线主政期。他被指派到科委的资料室搞技术翻译工作；有时，还会借调到大学里去讲几堂课。这令晓海家的政治与经济待遇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然而，恰恰就在这段期间，晓海一个人坐在铁轨上望落日的孤僻性格变得愈发固执，愈发不可收拾了。他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一个个深浓的少年情结在晓海的心中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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