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的住所是位于上海东区的一排带庭园与小铁门的日式住宅之中的某一幢。前门坐落的一条僻静的、浓荫遮日的街上，后门则开启在一条弄堂里。这是一幢二楼带三层阁的屋子。据说五十二年前，我便出生在它二楼的正房里。正房有一座带铁围栏的露台，推开草绿色的落地白页长窗，可以瞥见四五十年前上海东郊一带的景色：蝉声嚣噪的排树之后是一条弯流的小河，再过去，便是一大片墨绿色的树冠的海洋——这是东上海的一座著名的公园。公园周围散落着若干木材厂煤屑厂或豆制品加工厂车间的平房的屋脊，几杆烟囱鹤立鸡群，将浓浓的黑烟源源地送入半个世纪前上海的湛蓝湛蓝的天空中去。
然而，我的童年的最大癖好并不是站到二楼的阳台上去欣赏风景，而是在屋前的那方小庭院中从事任何一个男孩可能最喜欢的游戏：粘知了，捉蟋蟀，或在梅雨季来临时将带点儿粘性的泥土构筑起一道又一道带堤坝的“水利”工程，然后再在垒起的小丘上插上一枝纸做的小红旗，写上：××合作社之类的字样。幼稚园的老师告诉我们，如今农业合作化了，这是苏联老大哥教会我们干的事。国家把农民伯伯们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往后的日子便不用再为每年的收成而犯愁啦。
之后，满手泥巴的我便会蹦跳着穿越客堂间、走廊以及楼梯间，进入到那间“天棚”里。所谓“天棚”，是房屋正规建筑之间的一截对着天空的通气口，被父亲网盖成一幅铁丝毛玻璃的棚顶，棚下种了一池荷花，养了一缸金鱼。大雨滂沱的灰色早晨，听着猎猎的雨点打落在玻璃顶盖上，让人无端地滋生出一种酥酥软软的忧郁来。
天棚之后才轮到厨房，水斗、灶头以及深褐色的切配菜台，锅、勺、砧板以及法兰盘什么的，油乌乌地排满了一墙。厨房有一扇朱红漆的双页门，开向后弄堂。这是一扇除了过年这样的大节日才会毫无保留地敞开以外，平时只开半扇的后门。童年的我，就老是喜欢从这虚掩的半扇门中偷偷地溜进后弄堂去，在门内还未传来母亲的呼唤和父亲的训斥声之前，我是决不肯自愿回家的。与那一批被父亲斥之为“野蛮小居（鬼）”的伙伴们玩个昏天黑地，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最快乐的时光。
如此长长的一段记忆细节，当三十五年后重临故里时才发觉：原来那些门廊都是十分狭窄的通道，而所谓自花园到客堂间，从客堂间到天棚，再从天棚穿越灶间进入后弄堂的总共距离也不过十来米，怎么竟然会让童年的我始终保存如此漫长而又景深丰富的一段回忆呢？记忆之变形是现代艺术的某种特殊的捕捉技巧；记忆的被打碎，切入与重新组合是人能始终珍藏一些美好画面直至生命终点的重要原因。明知有误，却谁也不愿去深究，艺术表达有时抓住的正是人们的这种潜在心态。
当然，如今后弄堂的多数陋房矮屋及其居民都已拆迁，只留下我们这排“新里”，可能因了其建筑时的特色与质量仍得以保存，见证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上海岁月的残酷与严冬。同时逃过被夷平命运的还有若干当年属于后弄堂的砖墙、拱门和甬道，用今日的目光来丈量，彼此间的距离也只不过丈把之遥，一个成年男人于一伸手一展臂之间便能左一掌右一脚地攀爬上去。在这样狭窄的甬道间，当年人山人海的批斗会是如何进行的？我又穿越一道拱门，一张嫩白的鹅蛋脸自我眼前一晃而过，就是在这儿吗，第一有记忆的偶遇？我定了定神，但什么也没有，只有不远处新建的“虹豪花苑”商品房的某个高层单元的某扇没关上的窗户间的一幅纱帘被风吹鼓成了降落伞的模样。
另一个我爱呆在的地方是三层阁——那是我十岁之后的事了，之前，它是我父亲的书斋。
我爱呆在那里的大部分原故是与它的建筑结构有关。三层阁的房顶倾斜出一个很陡的角度，有粗梁暴露在外面。而三层阁的窗户却是竖开且南向的，推开窗页，你能见到眼鼻子底下的一片暗红色的宽瓦平坦地展开，以及初春时节瓦檐前的树枝杈上刚爆发出来的嫩绿的新芽。
那个年岁的我已渐渐变得内向起来，爱读书，爱沉思，爱孤独，爱一个人忧郁地享受着一种古典的阁楼风情。
阁楼虽倾斜，但却不会使人有陋室之感，原因是阁楼四周不能站直的部位都已围筑成了壁柜，父亲的千册藏书就储于其中。房间有限的空间搁放着我的一张带圆顶蚊帐的单人床，一张柚木写字台，一盏垂着湖绿色灯罩的台灯下，我与巴尔扎克、托斯陀耶夫斯基们对话完了一本又一本佳作。
夏天午后的阁楼闷热似蒸笼，我打着赤膊，一把四翼的摇头扇“嗡嗡”地鸣叫，而窗外则是一片蝉儿们的灿烂歌声。冬日的近暮时分，阁楼阴冷得十只趾头完全失去知觉，我陪伴着烧煤饼的红彤彤的火炉，一壶开水“嘶嘶嚓嚓”地沸腾着一股小小的激动，将一缕蒸汽送入干燥的空气中。当橙红色的夕辉自窗玻璃间射入，涂出一片辉煌时，那斜顶的屋构竟然会让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来。
当然，我爱三层阁的另一层原因是那儿有一大片上海人叫作后晒台的场地恰好与它毗邻。春天，尤其是深春季节，当空气中温润润地带着股醉意时，便可以经过几步台阶而跨出阁楼去，呼吸那种由远远的公园里传送来的松子与新叶们发出的清香。那儿，我还饲养了一窝鸽子，有时书看得连颈脖都感到酸疼时，就可以走到后晒台上一舒筋骨，梳理梳理思路，逗逗鸽儿，听咕咕咕的亲昵的叫唤声，俯望那片斜脊的里弄房顶，望着那扇扇装饰着花点布帘的后窗发一阵呆。
是那个少年的我吗？那个澎湃着想象、蕴藏着感性、蠢动着欲望的我吗？三十五年后，当我自那斑剥的烟囱旁猛然转过身去时，一个影子正从通往三层阁的台阶上急步走下。影子的一切都隐隐约约在阴暗里，唯有一对眸子闪闪发亮。回去了口伐，晚了。一个佝偻拄杖，行动已相当迟缓了的老妇人在我一旁说道，她的苍发蓬乱而灰白。
“潘家姆妈，让我来搀侬，让我来搀侬。”
“前排洋房里个人，像阿拉地辈个还都已经一个个的走得差勿多了，唉，现在只剩下侬姆妈搭自我了。下一辈当中，要算侬顶有点出息，去了外头介些年，还想到回来看看。亏侬还记得我……”
“当心台阶，潘家姆妈，当心……”我觉得影子正与我擦肩而过。我知道他的去处。他要去到那条晒台的水泥栏杆前，他要握住它，紧紧地，且要让掌心中微微地有汗水沁出。
潘家姆妈不提我倒真是记忆已十分模糊了，所谓“前排洋房里个人”，正是后弄堂的邻居对我们这些住在前排新里结构房子里的人的称谓，似乎也算是一种街坊头衔，久而久之，被唤叫之人出出入入也就自自然然地高人一等起来。
应该说，住在所谓“洋房”中的人一般都还算有些脸面。我父亲那时在沪上一所大学任教，每次上下班，夹一个黑皮公文包的他总喜欢叫人力车把他拉到前门口进出，他最憎恶与后弄堂任何人为伍。
隔壁潘家伯伯也是一家洋行的高级职员，还兼做些轮胎与火油的生意。他们的天棚里不种荷花不养鱼，而是充当货仓，堆满了整听整听的火油和成排成排的“邓录普”车胎。小时候去他家与他的儿子玩“拌野朦朦”（捉迷藏）的游戏最有趣也最刺激，将小小的身躯藏在某条车胎肚中，就谁也甭想把你找出来。然而随着一声“鬼来喽！”的叫喊，全都吓得从那间似乎从来也不开灯的黑乎乎的天棚间里逃出来，一个个脸苍唇白，却都高兴得笑弯了腰。
被母亲唤作潘师母，而我则称其为“潘家姆妈”的女人，那时约莫四十多，白嫩胖胖的脸蛋上搽着厚厚的雪花膏，勾着眉线，一身紧腰旗袍把人裹得像个肉粽，而“双妹牌”花露水的香味始终弥漫四周。串门是她的爱好，从先生趸轮胎赚了钱到儿子测验得了个满分，她都不忘过来吹嘘一番。每回，我母亲总是充当她的斯文而忠实的听众，面带微笑，从不摇头也不点头，只有当提到“斜对门16号里的范女人”，两人似乎才有了共同的话题。
“男人讨伊回来是二婚头，伊自家还勿是勿晓得——像啥有介其事，哼！”
就连很少对坊事发表评论的我的父亲在提到范女人话题时，也都忍不住会有一种轻飘若烟的兴趣滋生出来：“我看啊，今后伊个小囡长大，还勿会好得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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