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雪灯笼
很难说清决定签约那一刻的心情。
那不是果断，也不是冲动，而是一种认命，一种面对命运冲击时震撼的接受。只觉得有缘至此，夫复何言？
中国人对于“一见如故”这种情况有许多形容，诸如“三生有幸”、“缘订三生”、“一见倾心”、“倾盖如故”、“似曾相识”……而最准确的一种，便是“缘份”。
谁能说唐诗宋词元歌没有缘呢？
与这样的缘份相比，一纸合同几乎微如草芥，不值一提。
“你答应把生意给我们做了？”元歌和宋词一齐惊喜地叫出来。
我点点头，心头那丝震撼依然动荡不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一切都是注定的。
唐诗遇到宋词和元歌是注定的，宋词佩戴着那样一块温润得直抵人心的宝玉也是注定的。
“玉”便是“遇”，这是天意。
我望着她们俩，自心底里感到熟稔，一种刻骨铭心的亲切感。只是，我不明白老天做了这样的安排，要暗示什么呢？
元歌仍在欢呼：“太好了，没想到谈判会这样顺利。唐小姐，同你做生意可真是爽快。来，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也为了有缘相见，不如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好，我请客。”宋词附和。
“那怎么行？当然是我买单！”元歌对我眨眨眼，“其实谁买还不是一样？都是公司报销。不过那个掏钱结帐的过程很爽，如果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就更加爽。”
我笑起来。这次她们两个倒难得意见一致。我喜欢她们，她们是两个真正的白领，而没有通常白领那种世俗化的通病。
来到餐厅，我本能地先让宋词坐：“你是左撇子，坐窗口吧。”
宋词惊讶：“你怎么知道我是左撇子？”
元歌笑：“一定是刚才开会时你写字暴露的。”
“可是刚才我根本没有拿过笔。”
“那就是端茶杯拿椅子露的馅儿。”
宋词钦佩地看着我：“唐小姐，你真是细心，观察入微。”
我苦笑，心头错愕不已，不，不是刚才观察到的，是我根本就知道。我知道宋词这个人，也知道她戴的那块玉。可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呢？
侍者送上菜谱来，宋词让我点菜，我推辞：“我又不懂点北京菜，你是老主顾，还是你来吧，我什么都吃得。”
于是宋词做主。我提点一句：“别忘了点甜品，元歌喜欢吃的。”
“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品？”
“你喜欢甜品吗？”我怔忡，“我随便猜的。”
“我嗜甜如命呢。”元歌赞叹，“唐诗，你要是个男人，我一定爱上你。又斯文，又细心，又会做生意，文武双全。”
我羞赫，这人拍马屁有一套，可以把人抛上天去，只不知跌下来时有没有人接着。
边吃边聊，我渐渐知道她们两个也都不是北京土著——宋词在蒙古出生，骑马背，喝羊奶，直到小学毕业才阖家迁至北京，所以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与“王朝”总经理有点交情，遂将女儿推荐至公司出任制作部经理，情况约等于李培亮之于“再生缘”；而元歌的家在廊坊，算是近郊，师范学院毕业后不服从分配，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打天下，从广告业务员做起，两年跳三级，升至创意部经理。
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向她们合盘托出：小时候在农村，六岁去台湾。这次来北京，是我出去后第一次回内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故地重来，连风的气息都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风中，时时听到有声音在轻轻呼唤我的名字，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名字，儿时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在叫我，可是听不清。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随时转过某个街口，就会迎面撞上一个熟人。我总觉得，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现在忽然想起来，可是又记不清楚。而当我遇到她们两个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会不会是因为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常常看到有关北京的消息，所以来到这里才觉得似曾相识？”元歌帮我分析。
我摇头：“那种熟悉感，不是因为我看到什么具体的建筑或者景物，而是因为那种气息。从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开始，我就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关乎我的一生。每走一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一分。可是，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感觉，有些兴奋，有些紧张，又有些担心。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
“也许，那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你认识我们两个吧。”元歌娇笑，“你不觉得我们三个的名字巧得出奇吗？”
“唐诗、宋词、元歌，像不像艺名？”宋词也笑，“好似瞎子琴师教出来的三个女伶。”
“为什么琴师一定要是盲的？”元歌抬杠，“我说应该是陶渊明养的三朵菊，林和靖种的三株梅，齐白石笔下的三只虾，徐悲鸿纸上的三匹马……就算做戏子，也一定是哪个戏班的三个台柱子，红得发紫的那种。”
“红又怎么样？戏子终究还是戏子。”
“那可不一样。就像现在，不红的叫演员，红的就叫明星，身价差远着呢！”
“好了，元明星，要不要请你签名呀？”宋词讽刺。
元歌不以为忤，迅速接口：“这个么，请你问我经纪人。”
我笑起来，听着两人斗嘴，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
我们没有要酒，可是咖啡也是会醉人的，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已经醺然。曾几何时，我亲眼目睹过宋词和元歌两个人，也像此刻这样，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那娇俏的表情，那愠怒的眼神，多么熟悉！
可是，我明明是今天才认识她们呀，因为一纸合同。
我弄不明白了，到底我是为了玉饰展才来北京的，还是玉饰展根本只是让我来北京的一个契机，而冥冥中其实早有安排，注定我要与宋词元歌相遇相识，一起去寻找我们共同的回忆。那些湮没在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那些不可碰触而又无时或忘的心痛，到底是些什么呢？
直到这时候，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宋词。
她属于那种骨感美的典型，眉形整齐，与峻挺的鼻子横竖分明构成一个“T”字，棱角突出，轮廓鲜明，倒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但是到了下半部，因为嘴唇的小巧与丰满，整张脸的线条忽然柔和起来，平添了几分稚气，这使她所有的性格与倔犟都变成小孩子的堵气，有种婴儿般的天真。而这天真里，写着不甘心、不服气、不安定、不知所措等种种情绪。
这是一张美丽的脸。
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子。
这张脸我见过的。还有她戴的那块玉。
在哪里呢？
回到宾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轻盈的月光在衣间流动，风微冷，带着玉兰的香气，星罗棋布的夜空有鸟飞过的痕迹。是燕子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可认识那只燕子？
爸爸说过，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难道，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爸爸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爷爷仍然活着，并且已经在台湾另娶，还以为自己是唐家唯一的根呢。唐家几代单传了，到我已经是第五代，所以十分紧张，天天祈祷着能生一个儿子。而且每个人看着妈妈的肚皮，看着她迈左脚跨门槛儿，都猜测会是个儿子。可是到了儿，老天骗了他，生下我这么个丫头。
据说生我那天，父亲摇头又摇头，叹气又叹气，可是想想是第一胎，也就接受了，谁知道紧接着下放，妈妈伤了身体，再也不能生了，他们只得接受今生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的事实。而到了台湾不久，叔叔又出了车祸，年幼的我成了偌大唐家玉行的唯一继承人，从此被当成男儿教育。
我在各色各质的玉器堆里长大。最先拥有的玩具，是“玉”，最先熟悉的颜色，也是玉。世界对我而言，不是很明确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而都是一些中间色，比如翠绿、碧青、鹦哥绿、丹砂红、羊脂白、茄皮紫，以及各种各样的色沁。
所谓沁，是指玉在地下呆久了，周围矿物质的颜色就会沁到玉里，形成不同的颜色。
而我，我是“玉沁”，整个人从小到大活在玉的包围里，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有关玉的知识。生活非常简单。就是玉。玉的鉴赏、收藏、雕琢，和经营。
奇特的是，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真伪好坏，往往一言中的，师傅教过的知识，过目不忘；师傅没教的，也可触类旁通。选玉辨玉，眼光奇准，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
爷爷很是惊喜，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这便是天意了。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也不许别人提，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这次进京宣传，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
可是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
我有种感觉，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
同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份深藏的渴望，尽管，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那就是，我想寻找一个人，一个故人。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点上蜡烛，看烛泪一点点滴落。
烛光中，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
恍惚又回到短墙旁。
那年，我6岁，他8岁。相遇的地方，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
刚刚下过雪，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钢蓝的，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
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看到我，问：“你叫什么？”
“丫头。”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丫头”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你呢？”
“张国力。”他答得很大声，气壮山河的。
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有些不服气，忙忙地补充：“我爸爸是大夫，会给人治病。”仍然问，“你呢？”
“我爸爸……”他转了转眼珠。只有8岁，但经得多懂得多，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我爸爸会讲故事。”
“你会讲故事吗？”
为了那些故事，我打开了篱笆门，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小红帽，海的女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我记得很深。
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尤其嗜读童话，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真正的原版，是张国力版。
除了故事，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
“冰灯呀！”我神往地赞叹，又渴望地仰起头，“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只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那些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6岁。”
“好。再过12年，等你满18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勾！”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6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
100年，很长了。100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习。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盏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划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的笔划。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盏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8岁男孩给6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意。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诉同学，我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的名字，叫张国力。他说过12年后会来娶我。他到过许多地方，会很多本领，会讲故事，会打架，战无不胜，他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说过，12年后，会来娶我。
可是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
蜡烛的泪已经滴干，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熄灭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他的样子，像张国力吗？长大的张国力，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
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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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散在来世的左边等你今世未了情来不及爱你三百年前我是你来自大唐的情人两生·花(两生花)每个女人都很孤单最后的贞节牌坊张爱玲传宝玉传如念离魂女人都不是天使爱上一只唐朝鬼寻找张爱玲她没有穿鞋子点绛唇那时烟花通灵天鹅的眼泪很难说清决定签约那一刻的心情。
那不是果断，也不是冲动，而是一种认命，一种面对命运冲击时震撼的接受。只觉得有缘至此，夫复何言？
中国人对于“一见如故”这种情况有许多形容，诸如“三生有幸”、“缘订三生”、“一见倾心”、“倾盖如故”、“似曾相识”……而最准确的一种，便是“缘份”。
谁能说唐诗宋词元歌没有缘呢？
与这样的缘份相比，一纸合同几乎微如草芥，不值一提。
“你答应把生意给我们做了？”元歌和宋词一齐惊喜地叫出来。
我点点头，心头那丝震撼依然动荡不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一切都是注定的。
唐诗遇到宋词和元歌是注定的，宋词佩戴着那样一块温润得直抵人心的宝玉也是注定的。
“玉”便是“遇”，这是天意。
我望着她们俩，自心底里感到熟稔，一种刻骨铭心的亲切感。只是，我不明白老天做了这样的安排，要暗示什么呢？
元歌仍在欢呼：“太好了，没想到谈判会这样顺利。唐小姐，同你做生意可真是爽快。来，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也为了有缘相见，不如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好，我请客。”宋词附和。
“那怎么行？当然是我买单！”元歌对我眨眨眼，“其实谁买还不是一样？都是公司报销。不过那个掏钱结帐的过程很爽，如果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就更加爽。”
我笑起来。这次她们两个倒难得意见一致。我喜欢她们，她们是两个真正的白领，而没有通常白领那种世俗化的通病。
来到餐厅，我本能地先让宋词坐：“你是左撇子，坐窗口吧。”
宋词惊讶：“你怎么知道我是左撇子？”
元歌笑：“一定是刚才开会时你写字暴露的。”
“可是刚才我根本没有拿过笔。”
“那就是端茶杯拿椅子露的馅儿。”
宋词钦佩地看着我：“唐小姐，你真是细心，观察入微。”
我苦笑，心头错愕不已，不，不是刚才观察到的，是我根本就知道。我知道宋词这个人，也知道她戴的那块玉。可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呢？
侍者送上菜谱来，宋词让我点菜，我推辞：“我又不懂点北京菜，你是老主顾，还是你来吧，我什么都吃得。”
于是宋词做主。我提点一句：“别忘了点甜品，元歌喜欢吃的。”
“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品？”
“你喜欢甜品吗？”我怔忡，“我随便猜的。”
“我嗜甜如命呢。”元歌赞叹，“唐诗，你要是个男人，我一定爱上你。又斯文，又细心，又会做生意，文武双全。”
我羞赫，这人拍马屁有一套，可以把人抛上天去，只不知跌下来时有没有人接着。
边吃边聊，我渐渐知道她们两个也都不是北京土著——宋词在蒙古出生，骑马背，喝羊奶，直到小学毕业才阖家迁至北京，所以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与“王朝”总经理有点交情，遂将女儿推荐至公司出任制作部经理，情况约等于李培亮之于“再生缘”；而元歌的家在廊坊，算是近郊，师范学院毕业后不服从分配，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打天下，从广告业务员做起，两年跳三级，升至创意部经理。
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向她们合盘托出：小时候在农村，六岁去台湾。这次来北京，是我出去后第一次回内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故地重来，连风的气息都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风中，时时听到有声音在轻轻呼唤我的名字，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名字，儿时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在叫我，可是听不清。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随时转过某个街口，就会迎面撞上一个熟人。我总觉得，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现在忽然想起来，可是又记不清楚。而当我遇到她们两个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会不会是因为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常常看到有关北京的消息，所以来到这里才觉得似曾相识？”元歌帮我分析。
我摇头：“那种熟悉感，不是因为我看到什么具体的建筑或者景物，而是因为那种气息。从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开始，我就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关乎我的一生。每走一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一分。可是，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感觉，有些兴奋，有些紧张，又有些担心。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
“也许，那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你认识我们两个吧。”元歌娇笑，“你不觉得我们三个的名字巧得出奇吗？”
“唐诗、宋词、元歌，像不像艺名？”宋词也笑，“好似瞎子琴师教出来的三个女伶。”
“为什么琴师一定要是盲的？”元歌抬杠，“我说应该是陶渊明养的三朵菊，林和靖种的三株梅，齐白石笔下的三只虾，徐悲鸿纸上的三匹马……就算做戏子，也一定是哪个戏班的三个台柱子，红得发紫的那种。”
“红又怎么样？戏子终究还是戏子。”
“那可不一样。就像现在，不红的叫演员，红的就叫明星，身价差远着呢！”
“好了，元明星，要不要请你签名呀？”宋词讽刺。
元歌不以为忤，迅速接口：“这个么，请你问我经纪人。”
我笑起来，听着两人斗嘴，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
我们没有要酒，可是咖啡也是会醉人的，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已经醺然。曾几何时，我亲眼目睹过宋词和元歌两个人，也像此刻这样，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那娇俏的表情，那愠怒的眼神，多么熟悉！
可是，我明明是今天才认识她们呀，因为一纸合同。
我弄不明白了，到底我是为了玉饰展才来北京的，还是玉饰展根本只是让我来北京的一个契机，而冥冥中其实早有安排，注定我要与宋词元歌相遇相识，一起去寻找我们共同的回忆。那些湮没在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那些不可碰触而又无时或忘的心痛，到底是些什么呢？
直到这时候，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宋词。
她属于那种骨感美的典型，眉形整齐，与峻挺的鼻子横竖分明构成一个“T”字，棱角突出，轮廓鲜明，倒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但是到了下半部，因为嘴唇的小巧与丰满，整张脸的线条忽然柔和起来，平添了几分稚气，这使她所有的性格与倔犟都变成小孩子的堵气，有种婴儿般的天真。而这天真里，写着不甘心、不服气、不安定、不知所措等种种情绪。
这是一张美丽的脸。
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子。
这张脸我见过的。还有她戴的那块玉。
在哪里呢？
回到宾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轻盈的月光在衣间流动，风微冷，带着玉兰的香气，星罗棋布的夜空有鸟飞过的痕迹。是燕子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可认识那只燕子？
爸爸说过，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难道，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爸爸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爷爷仍然活着，并且已经在台湾另娶，还以为自己是唐家唯一的根呢。唐家几代单传了，到我已经是第五代，所以十分紧张，天天祈祷着能生一个儿子。而且每个人看着妈妈的肚皮，看着她迈左脚跨门槛儿，都猜测会是个儿子。可是到了儿，老天骗了他，生下我这么个丫头。
据说生我那天，父亲摇头又摇头，叹气又叹气，可是想想是第一胎，也就接受了，谁知道紧接着下放，妈妈伤了身体，再也不能生了，他们只得接受今生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的事实。而到了台湾不久，叔叔又出了车祸，年幼的我成了偌大唐家玉行的唯一继承人，从此被当成男儿教育。
我在各色各质的玉器堆里长大。最先拥有的玩具，是“玉”，最先熟悉的颜色，也是玉。世界对我而言，不是很明确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而都是一些中间色，比如翠绿、碧青、鹦哥绿、丹砂红、羊脂白、茄皮紫，以及各种各样的色沁。
所谓沁，是指玉在地下呆久了，周围矿物质的颜色就会沁到玉里，形成不同的颜色。
而我，我是“玉沁”，整个人从小到大活在玉的包围里，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有关玉的知识。生活非常简单。就是玉。玉的鉴赏、收藏、雕琢，和经营。
奇特的是，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真伪好坏，往往一言中的，师傅教过的知识，过目不忘；师傅没教的，也可触类旁通。选玉辨玉，眼光奇准，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
爷爷很是惊喜，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这便是天意了。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也不许别人提，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这次进京宣传，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
可是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
我有种感觉，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
同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份深藏的渴望，尽管，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那就是，我想寻找一个人，一个故人。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点上蜡烛，看烛泪一点点滴落。
烛光中，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
恍惚又回到短墙旁。
那年，我6岁，他8岁。相遇的地方，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
刚刚下过雪，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钢蓝的，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
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看到我，问：“你叫什么？”
“丫头。”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丫头”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你呢？”
“张国力。”他答得很大声，气壮山河的。
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有些不服气，忙忙地补充：“我爸爸是大夫，会给人治病。”仍然问，“你呢？”
“我爸爸……”他转了转眼珠。只有8岁，但经得多懂得多，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我爸爸会讲故事。”
“你会讲故事吗？”
为了那些故事，我打开了篱笆门，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小红帽，海的女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我记得很深。
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尤其嗜读童话，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真正的原版，是张国力版。
除了故事，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
“冰灯呀！”我神往地赞叹，又渴望地仰起头，“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只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那些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6岁。”
“好。再过12年，等你满18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勾！”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6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
100年，很长了。100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习。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盏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划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的笔划。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盏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8岁男孩给6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意。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诉同学，我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的名字，叫张国力。他说过12年后会来娶我。他到过许多地方，会很多本领，会讲故事，会打架，战无不胜，他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说过，12年后，会来娶我。
可是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
蜡烛的泪已经滴干，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熄灭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他的样子，像张国力吗？长大的张国力，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
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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