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这是一趟为运送学生临时增加的列车，经常在途中停下，给别的列车让路，有时一停就一二个小时，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两天三夜。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声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时间侧着脸盯着车窗外。
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把心安顿好幸福的哲学闲情的分量偶尔远行灵魂只能独行妞妞各自的朝圣路纯粹的智慧周国平自选集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守望的距离岁月与性情碎句与短章人与永恒周国平论人生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