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
纯粹的智慧碎句与短章灵魂只能独行幸福的哲学周国平自选集各自的朝圣路守望的距离偶尔远行闲情的分量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把心安顿好周国平论人生妞妞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岁月与性情人与永恒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