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漆黑的夜里，几艘机动木船在风雨中艰难地靠岸，卸下了一群学生。我们肩扛行李，淋着雨，跌跌冲冲地踩着稀泥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间低矮的小茅屋透出暗淡的灯光。门很矮，我们猫着腰钻进去，胡乱地挤躺到几块铺板上。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
偶尔远行妞妞把心安顿好人与永恒纯粹的智慧各自的朝圣路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周国平自选集幸福的哲学灵魂只能独行闲情的分量岁月与性情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守望的距离碎句与短章周国平论人生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医院住着几个来自印尼的华侨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们在洞庭湖区另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得了一种怪病，一条腿——仅仅一条腿——没有了支撑力，因此走路时必须向一侧大幅度地弯下身子。这么美丽的一张脸配上这么古怪的走路姿势，真使我无比同情，我越发怜爱她了。另一个女生察觉了我的心思，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她，说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再没有回去过。听说直到锻炼结束，这几个女生的病仍无好转，但愿她们后来治愈了。
我出院之后，连里照顾我，不让我再干重活，我成了一个牛倌，任务是看住几头水牛，不让它们损坏庄稼。这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专为我而设，这些水牛其实从来无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农场的最后两三个月，我天天坐在水塘边看天上的云和手中的书，与这几头水牛为伴，过得十分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