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剗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人与永恒妞妞岁月与性情周国平论人生偶尔远行守望的距离幸福的哲学周国平自选集各自的朝圣路纯粹的智慧灵魂只能独行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周国平散文精粹：安静碎句与短章把心安顿好闲情的分量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剗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