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今称幼儿）园学过二年。那时家住西城，所选的这家幼稚园位于北沟沿地王庙，后来此地改为女三中，后为一六六中，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此地收归文物园林部门，改回地王庙去了。不知能否在旅游创收上有所成绩。
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馈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
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
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就是那个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的细节）。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起，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做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长开。
王蒙作品集荒诞小说选半生多事这边风景青春万岁一辈子的活法活动变人形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馈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
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
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就是那个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的细节）。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起，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做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