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噪血记）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
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两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玉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玉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竟载“赛金花纠纷”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
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寥寥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挥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
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到：“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地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关于分居，她这么说：“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地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指”六和塔婚礼“——引者注）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
“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哄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泼妇骂街的鲜明形象。
据后来的江青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硬骨头”，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她，真不知天底下有羞耻二字！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我在上海闹市区复兴公园附近，找到了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那是二楼的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而已。
蓝苹当年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是个资本家，叫许慕贞。
房子尚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这儿住过什么房客，有过什么二房东了。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在一间小屋里，她跟我长谈，讲述五十年前的情景：“那幢房子，是许家租的。我是佣人，住在三楼亭子间。隔着一层楼板，下面的亭子间就是蓝苹跟唐纳住。那时候，我喊蓝苹‘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秦桂贞记得，“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苹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悄悄把东家买的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
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那里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得他写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咯咯咯咯，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
蓝苹在喊她。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
每一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总是阿桂。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
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蓝苹究竟为什么跟唐纳离异呢？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蓝苹、唐纳再度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距唐纳上次在济南自杀——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后整整十一个月，忽然从上海吴淞传出消息，唐纳跳海自杀！
幸亏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口吐白沫的唐纳，总算又一次免于一死……消息传出，又轰动了上海报界！
报上报道唐纳二度自杀，只是提及蓝苹遗弃了他。其中详情，外人莫知。
直到六月十四日，记者们获知在尤竞家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才了解唐纳跳海自杀的真正原因：尤竞，亦即于伶，章泯之友。那天，于伶家仿佛成了“临时法庭”——那时章泯借他家办理离婚手续。
章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过许多剧本。另外，他也是一位艺术理论翻译家，曾与郑君里合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四川峨眉人。他于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赵丹称章泯为“严师诤友”。章泯死于“文革”中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一九八〇年二月春节时，赵丹写下《怀念严师诤友章泯》一文，内中回忆道：
章泯原名谢韵心，是我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但凡我思想上有什么疙瘩，或是什么大事的决定，都听他的。此后虽然剧联组织宣布解散了，然而我们一直还保持这种关系。他是我的严师诤友。
他为人正直、严肃，不苟言笑，待人诚恳，绝少低级趣味。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在同志间有威信。他也写过一些剧本，但在介绍世界名著与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更大。我也正是从他那里才第一次听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瓦格坦柯夫、梅耶荷特、泰伊洛夫、雷国哈特……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也才得知在话剧领域内原来也有这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个的主张自成体系，他们之间又往往相抵相悼。……一九三四年早春的一天（引者注：应为一九三五年），金山陪同章泯来找我，邀我参加易卜生的《娜拉》的演出。一开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凡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这样，我们就在《娜拉》的排演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起史丹尼方法了。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感在演戏，能有这样一次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章泯同志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创造和劳动，他与演员一同工作，完全取平等探讨的态度，总是从理解演员的创造意图、向往和可能出发，善于将演员的创造意图纳入到他自身的导演工作中去，成为他再创作的起点……他最蔑视一个人的自满和沾沾自喜的低级情操。他不止一次地教育过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次的创造，都只是一次艺术上的探索，一个重新的起步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成功或是失败可比。”从赵丹的文章之中，足以看出章泯在戏剧界的崇高声望。
章泯，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妻子萧现女士是著名的诗人萧三的胞妹，和他是结发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不错，他们已有几个子女。
然而，由于一个比章混小七岁的“第三者”插足，使章泯神魂颠倒，家庭崩溃。
萧琨忍无可忍，只得与章泯离婚。
离婚仪式在于伶家举行。章泯和萧琨双方亲友到场作证。
章泯脸色铁青，当着众亲友，在离婚书上签字，然后把孩子们领到自己一边——孩子归他抚养。
萧琨大哭。颤抖的手，执着颤抖的笔，在离婚书上签字。泪水浸湿了纸头。写了好几分钟，她才写好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挣脱了章泯的手，扑到萧琨怀中。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章泯上前拿起离婚书，一扭头，走了……那个造成夫妻离婚、母子离异的“第三者”，不是别人，正是蓝苹！
蓝苹早就认识章泯。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成立“无名剧人协会”（又名“无名剧社”），当时叫李云鹤的她就参加了。左翼剧联指派了尤竞（于伶）、章泯来指导这一剧社。这个剧社组织两次公演，李云鹤都参加了。
顾而已、赵丹记得，一天晚上，他们去观看无名剧演出的《锁着的箱子》。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顾而已。赵丹看来，那个剧社演技平平，但是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演员，不论对白、动作都还可以，似乎受过专门的训练。
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李云鹤……一九三五年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筹排《娜拉》时，章泯作为三位导演中的一位，跟蓝苹朝夕相处。这时，赵丹也和那位改名为蓝苹的女演员第一次同台演出。
不过，那时的蓝苹，只是把话剧看作一块跳板，要从舞台跳上银幕。所以她跟唐纳同居，希望借助唐纳在影评界的影响发迹。何况唐纳的结拜兄弟袁牧之、郑君里、赵丹都是电影界的顶梁柱，都会助她一臂之力。
电影却是块放大镜，演员的才、貌，在银幕上，纤毫毕露。蓝苹貌不惊人，演技平平，在电影界成不了“大明星”。
她又打话剧的主意。她找章泯，为她主演《赛金花》出力。
王莹夺走了《赛金花》。蓝苹再入电影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她终于争得电影《王老五》一片的女主角。该片编剧为蔡楚生、导演费穆。蓝苹在影片中扮演王老五之妻。
这一回，不像《狼山喋血记》，女主角是名副其实的，镜头很多，绝不是“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
蓝苹期望着《王老五》上映，会使她在影坛名声大振——这是她平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使蓝苹大失所望：《王老五》完成以后，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大为不满，说什么“中国是没有汉奸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编导只得删剪了两本影片（亦即剪去二十分钟影片），使全片大伤元气，变得残缺不全。这部影片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在上海上映，那时日军已占领上海。电影院观众寥寥无几。
蓝苹在电影界老是“打不响”，再一次寄希望于舞台。话剧毕竟“立竿见影”，排演几天之后，便可跟观众见面。
她终于打章泯的主意了。她深知，一旦有了章泯这把梯子，她就可以爬上舞台明星宝座——因为章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话剧导演。
她再也不顾什么章泯比她大七岁啦，章泯是有妇之夫啦……她白天在拍《王老五》，夜里跟章泯鬼混。
章泯正在筹备排演俄国十九世纪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蓝苹博得了章泯的欢心便出任女主角——扮演卡嘉邻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唐纳写了一个剧本，托钱千里交给蓝苹。钱千里是电影导演，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是江苏南通崇敬中学同班同学，也是唐纳好友。
本来，送一个剧本，犹如邮递员送一封信，普普通通。然而，钱千里在无意之中，却在蓝苹家里见到章泯！
当时的《影与戏》，作了如下报道：“钱千里从来没有去过。那天去得太早，大约蓝苹还没有起来。钱千里敲门敲了很久，以为她昨夜拍戏拍得太晚，现在还没有回来。本来打算走了。哪晓得蓝苹又轻轻地开了门，伸出一个头来。钱千里就把一个剧本交了给她。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就顺手推了门进来。哪晓得章泯正睡在床上，钱千里弄得有点难为情，两人互相点了点头，钱千里就轻轻地走了……”五月二十二日，唐纳知道这件丑闻后悲愤欲绝。
于是，五月二十七日，怒气填膺的唐纳在吴淞跳入波涛之中蓝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跟章泯公开实行同居。
章泯夫人萧琨实在无法容忍，终于与章泥离婚。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蓝苹，害得唐纳跳海，害得萧琨夫离子散。这时的她，不过二十三岁而已。这时的她，已有过三个丈夫，已入过党、坐过牢、写过自首书，已上演过“六和塔婚礼”、“唐纳济南自杀”、“争夺《赛金花》主角”和“蓝苹、章泯同居”这么四出轰动上海的闹剧……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已经演得够淋漓尽致的了！
生活，生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式各样的灵魂。
然而，就在蓝苹的第四出闹剧进入高潮之际，她居然在《光明》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生活》一文。文末注明的写作年月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正是唐纳跳海前的十多天。
“演员的生活像谜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章一开头，蓝苹就故弄玄虚。
在文章中，蓝苹除了大谈演员“身体的训练”、“丰富的知识”、“操纵自如的精神活动”之类。忽然写下了这样的“醒世名言”：“因为戏剧艺术本身的艰难，再加上现社会许多不利于我们的客观条件，一个演员的生活是很容易有着以下的危机的。”“生活的糜烂——这糜烂的生活是演员的艺术之最大的敌人，它毁灭着演员本身及他的艺术。一个演员在目前这样社会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烂的道路的，这一半是由于那恶劣的环境促成的，不过演员个人的自暴自弃也是重要原因。环境固然可以影响个人，同时个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的阶段。将自己溶化在纯正、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她的话，说得是那么漂亮，那么动听。
她并非后来成为江青、成为“旗手”，这才说大话、假话、谎话。她年轻时，就已经大言不惭了！难怪连她自己也说，“处于言行不一的深深的痛苦之中”——这倒是一句老实话。
她的朝三暮四，还不光是“生活的糜烂”。她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每“爱”一个男人，都是为了实现她的一着棋。
夏其言清楚地记得，一天，当蓝苹跟史枚、唐纳、他一起闲聊，蓝苹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这，大抵就是蓝苹为人处世的“诀窍”。正是这句“名言”，她征服一个又一个男人，朝着“高居人上”的目标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不过，她的棋走到丢唐纳、取章混这一步，她的真面目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
即便在当时那样的上海，她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就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章混与萧琨被蓝苹拆散夫妻之后，翌日，《时代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迄今重读此文，仍觉得作者分析颇为精辟，入木三分，把蓝苹的灵魂暴露无遗。大抵由于担心报复的缘故，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作者如此敢言，抨击蓝苹的丑行，颇为难得。
现全文照录，以飨读者。看得出，这位作者对于蓝苹，是相当熟悉、了解的：大都市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住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那干出来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带一点神秘性的。在不久的以前，报纸上曾刊载过女演员被强奸的新闻，但事后据悉，那是事先计划这样做的，因为要使那部影片被人注意，才想出这种打官司当宣传的妙法来，这里面还带了一点生意眼。
出风头，成了都市的生活条件，因之每个人都在想法子出风头。据说蓝苹和唐纳这次交恶，其中也有着特别作用的。
蓝苹，本来是一个貌既不惊人，而又没有相当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前途，是颇为关心的，她觉得在大都市里，假使不引起人的注意，是没有出路的。
可是，自己又的确没有惊人的地方，虽然在《娜拉》一剧中演出，是颇博到好评，究竟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那时候，她更想在电影界中露露头角，苦的却是没有人替她捧。这个问题一直苦闷在心里。
侥幸，那个时候，唐纳正在感到女人的需要，蓝苹又是一个扮演过“娜拉”的，对于男人，她是颇有把握的，而且她也知道唐纳在过去电影界里是曾以写影评出过风头的。她知道仅使利用唐纳，也许可以使自己在电影界红一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很快地毫无条件的就结合上了。她的原意，是想唐纳可以捧她成为红星。
哪晓得希望并不变成事实，蓝苹当时是颇为苦恼的。后来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她曾回到济南去，表示和唐纳分开。但据说这里面有原因的。蓝苹知道唐纳那时正热恋着她，一定会演出什么惨剧来的。那稿子报纸上一登，自己不是可以大出风头吗？所以，唐纳到了济南，开始她拒而不见。果然，唐纳闹了自杀的把戏，报纸盛传，她以为密计已酬，便决心跟唐纳回到上海。
谁知报纸上虽然登过，蓝革的电影地位，并没被人注意，因之使她感到格外灰心，更明白唐纳已经是无用的了。她便转移念头，想在话剧界露头，不能不先被人注意，于是蓝苹的计划又来了。
她看准章泯在话剧界上，是颇占势的。她下个决心，想以爱情来感化章泯，希望章泯替她吹嘘。果然章泯可中了她的计，不但抛弃了共过患难的糟糠之妻，更不顾了许多孩子，死恋着蓝苹。蓝羊的企图是想章汛的妻子一定会吃醋，和她演了一番什么反戏，报纸一登，她不是便可以乘机出了风头吗？又谁知这个计划，又失败，竟引起唐纳的自杀，而反遭到许多人恶感的批评，这在蓝苹是意想不到的！
蓝苹的爱唐纳，爱章泯，都带有副作用的。可惜唐纳一点不明白，居然以命来争，想不到硬性的影评人的出路是如此，真使人会感到特别的失望。
蓝苹和唐纳的交恶是如此，蓝苹和章泯的结合也是如此，这应当谁都想不到的吧！
这篇评论，除了作者不知蓝苹的北平之行，未能准确分析蓝苹离沪北上之外，可以说是蓝苹在上海滩混了两年多的一份“小结”。作者压根儿没想到蓝苹日后会成为“旗手”，却可贵地看透了她的本性。
至于《青春电影半月刊》七月号对蓝苹的抨击，虽然只短短几句，火药味却够浓的：“蓝苹的脾气很骄，架子很大。有人说，‘谁讨了这位女人，前世里总是作了孽。’由这句话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她一点轮廓了吧！”“最近她和唐纳闹翻，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牢骚文章，原因是她另有所欢，爱上了章泯。不过害得章泯和他的夫人萧琨实行离婚，这一点在道德上讲起来，蓝小姐手段未免太辣。尤其他的夫人萧琨和章泯已有孩子了。”萧现在和章泯离婚之后，只身离沪，前往延安，投奔胞兄萧三去了。
萧三是毛泽东的密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就是他写的。此书在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再版。再版时，萧三在序言中写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终于告别大上海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蓝苹。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
蓝苹我行我素，依然跟章泯公开同居，而且在报上放出空气：“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然而，在影剧界，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对蓝苹的行径嗤之以鼻。
就连演话剧时，蓝苹刚一步上舞台，台下嗡的一声，人们议论纷纷，对她说三道四，剧场秩序顿时乱哄哄的。
电影厂的导演们对这位又做又辣却又没多大本事的演员，也直摇头。
蓝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她而去。
她形单影只，感到空前的孤立。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她自己毁了自己。
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银幕上或者舞台上成为一颗“红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无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
就在这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处于绝望之中的蓝苹，决计离开上海，她筹划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一天，吃过早饭之后，秦桂贞照例来到蓝小姐的亭子间，替她扫地、拖地板。
秦桂贞发觉有点异常，蓝小姐在那里收拾东西。
“蓝小姐，你要搬家？”秦桂贞问道。
“远走高飞！”蓝苹眉飞色舞地说。话刚出口，她立即压低了声音，对秦桂贞说：“阿桂，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替我保密，对谁都不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蓝小姐回山东老家了。”“还回来吗？”秦桂贞问。
蓝苹摇了摇头。她一边从抽斗里捧出一堆照片，扔进小皮箱，一边对秦桂贞说：“阿桂，你不要扫了，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什么时候走？”“等天黑了，不声不响地走。”秦桂贞放下扫把、拖布，拿出刚发的工钱——她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元！
她上街，想给蓝小姐买件纪念品。
她花了两元钱——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本照相册。她想，蓝小姐那么多的照片，需要用照相册贴起来。
当她把照相册送给蓝苹，蓝苹高兴得紧紧搂住秦桂贞，连声说：“阿桂，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当天晚上，蓝苹吃了秦桂贞端来的蛋炒饭，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悄然拎起那只黑色的皮箱，消失在夜幕之中。
蓝苹在上海神秘地消失了。她的闹剧终于拉上大幕。
蓝苹究竟何往，人们茫然无知。
直至一九三八年元旦，《戏》杂志的《男女明星近况如何》一文，才用几行字报道了蓝苹的行踪：“蓝苹，平常高谈阔论，思想偏激，今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政府军相同的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蓝苹为之大大兴奋。听说在两个月之前，蓝苹即已离沪赴陕北，希望一见毛泽东，并报名在‘红军大学’念书……”哦，“希望一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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