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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作者:爱克曼

1827年1月18日,星期四

1827年1月18日,星期四

(再谈Novelle,观察自然与文艺创作,以及席勒的弱点)

歌德答应今晚给我看Novelle的结尾部分。我六点半到他那儿,发现他独自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我坐到桌旁他的身边,先谈了最近的一些新闻,随后他就站起来,把我想读的手稿递给我,说:

“这儿是结尾,你读吧。”

我读起来,这时候歌德一会儿在房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在壁炉旁边站一站。我无声地默念着,跟往常一样。

手稿前一部分结束时的场面是:在一座古城堡废墟的围墙外边,在一棵百年老山毛榉下面,那头雄狮正躺着晒太阳,人们已开始作以暴力制伏它的准备。侯爵正打算派猎手们去对付它,外乡人却恳求别伤害他的狮子,说他有把握用温和的办法把狮子引诱回笼子里去。他讲,这个孩子可以用悦耳的歌声和甜美的笛音,把事情办成。侯爵恩准了他,在布置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之后,便带着随从驱马回城里去了。霍诺里奥率领着一群猎手把守住路口,准备万一狮子下山来时用火把将它吓回去。由城堡的看守领着,母亲和孩子攀登山上的废墟;在废墟背面的围墙下,躺着那头雄狮。

他们的打算是逗引那头猛兽,使它进入城堡宽阔的院坝。这时母亲和看守已藏在楼上坍塌了一半的骑士厅中,孩子则穿过院坝边上幽暗的院门,朝躺在外边的狮子走去。接着是充满紧张期待的寂静,孩子的笛声止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城堡看守责怪自己不曾一块儿去,孩子的母亲却镇定自若。

终于笛声又响了起来;人们听见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男孩也穿过围墙的幽深的门洞回到院坝里,那头雄狮则拖着沉重的步子,驯顺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俩围着院坝转了一圈,孩子随后选块太阳地坐了下来,狮子也安详地躺在他身旁,还将自己的一只大脚爪搭在男孩怀里。它的脚掌扎进了一根刺,孩子替它拔了出来,然后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小绸巾,把雄狮的脚爪包扎起来。

母亲和看守从楼上的骑士厅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感到极大的快慰。眼下有了安全感的雄狮变得十分驯顺;为了安抚这头猛兽,男孩一会儿吹笛儿一会儿唱歌,就在他悦耳动人的虔诚歌声中,结束了Novelle讲的故事:

天使喜欢好孩子们,

不让他们产生恶念,

帮助他们完成善行。

虔诚的意念和乐曲,

打动了林中的暴君,

它偎在主的爱子膝前,

永不离开这幼弱的人。

读到这样一个结尾我不能不感动,但却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它让我喜出望外,却又并不满足。我觉得它太平静,太理想,太诗意;至少该让其他人物再亮亮相,把结尾的内容展开展开。

歌德发现我心存疑惑,便企图帮我打消。他说:

“如果结束时再让其他人物出场,那小说结尾就变得平淡无奇啦。一切都已了结,他们还能做什么,说什么?侯爵带着随从们骑马回到了城里,那儿需要他的帮助;霍诺里奥一听上边的狮子已经没危险,就会率领猎手们跟来;外乡人呢也将马上搬来铁笼子,用它把雄狮运回城里去。这些事情统统在预料之中,因此没必要说,没必要铺陈。否则就平平淡淡喽。

“一个理想的,甚至诗意的结尾,却有必要,却很必须;要知道,外乡人满怀激情的一席话已经近乎于一篇散文诗,我必须将它提高,必须进一步采用抒情诗,是的,甚至过渡到歌唱本身。

“为了用一个比喻说明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歌德继续说,“你不妨想象从地里的树根长出一棵绿色枝干,不久又从这强壮的干茎向四周发出肥大的绿叶,到最后便开出来一朵花。这花开得出乎人的意料,开得令人喜出望外,但是一定得开;既然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都为的是开花,没了花一切全都白费。”

听到这里我舒了口气,心中顿觉豁然开朗,并开始预感到这篇小说的奇妙布局多么出色。

“这篇小说的主旨,”歌德继续说,“就在于揭示用爱和虔诚,常常更容易制伏狂野的、桀骜不驯的东西,而不是用暴力;由男孩与雄狮的关系体现的这一美好追求,激励我写完了小说。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那朵花。而绝对现实的情节的展开就好似一簇簇绿叶,它们只为花而存在,只因为花而有些个意义。仅仅现实本身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欣赏真实的描写,是的,真实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某些事物认识更加清楚,但是,对于更高级的生命,真正的收获仅仅存在于由诗人心里产生的理想。”

我不禁暗自思忖,他以如此高龄写出了这等美妙的作品,作为诗人的他感情该是多么地纯洁,多么地真挚哦!

“我很高兴你满意了,”歌德说,“同时我自己也挺开心,终于摆脱了一个三十年来牵肠挂肚的题材。当时我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席勒和洪堡,他俩都劝过我放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个题材意义何在,因为唯有诗人自己才知道,他能赋予它以怎样的魅力。因此你如果想写什么东西,就别去问任何人。例如席勒要是在写《华伦施坦》之前来问我该不该写,我肯定劝他别写;因为我做梦也没法想象,用这样一个题材竟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剧本来。在完成《赫尔曼与多萝苔》后不久,我曾想把小说的故事同样写成一部六步体的叙事诗,席勒知道了表示反对,建议我写成八行一节的有韵诗。可你看见了不是,我写成散文最成功。因为极其需要对地方风物的精确描写,换成韵文必定显得矫揉造作。还有呐,这篇小说一开头完全地现实,但到结尾又极富理想色彩,用散文都得到了绝佳的表现;同样,那些个诗歌也极为美妙动人,但用六步体和八行一节的韵文都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谈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我指出它们每一篇都有独特的性质和格调,没有一篇雷同于另一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歌德说,“我愿意给你解释。我着手写作时就像个画家,在画某些题材时他避免用某些颜色,反过来却多用另一些颜色。例如画晨景吧,就多挑些蓝色颜料在画板上,黄色却很少。反之,画傍晚取的黄色就多,蓝色差不多完全不要。我搞文学创作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如果承认我的作品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我暗想,这可是一条极聪明的法则啊,非常高兴歌德能将它一语道破。

接下来,我还赞赏了特别是在最后这篇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尤其是自然风景的描绘。

“我从来不曾为了写作而观察自然,”歌德说,“只不过我早年画过风景画,后来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些都要求我不懈地认真仔细观察自然现象,以至于渐渐将自然界最细小微妙之处都烂熟于心,一当写作需要了便可随手拈来,难得犯违反自然真实的错误。席勒却缺少对自然的观察。他在《威廉·退尔》一剧中描绘的瑞士地方风光,全是我给他讲的;然而席勒才情过人,真是令人佩服,仅仅靠听我讲就能写出一些活像真实的东西。”

现在话题完全集中到了席勒,歌德继续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席勒的创作才能体现在富于理想,可以讲,不管是德国文学还是其他哪国文学,都很少有作家像他的。拜伦爵士与他算是最像的了;不过比起席勒来,拜伦更加了解世界。我真希望看见他与拜伦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对这位精神上如此亲近自己的天才可能下的评语,准会叫我大吃一惊。在席勒生前,拜伦有没有已经发表什么东西?”

我怀疑有,但却不能肯定。歌德因此便取来百科辞典,开始念拜伦的条目,同时也没少顺便插进自己的一些个评论。结果表明,一八○七年之前拜伦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席勒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

席勒逝世于1805年,两年后拜伦才出版诗集《处女作》。

“席勒的所有作品,”歌德继续说,“都贯穿着自由理想。随着他文化修养的提高和自己也成为另一个人,这一理想同样发生了形态的变化。青年时期他想要人身自由,因此而招来的麻烦不少,也在当时的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晚年他则向往思想自由。

“这所谓自由啊真是一个怪东西;谁都容易获得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并且懂得寻找。多余的自由不能派任何用场,对我们又有何好处!瞧瞧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小屋子,透过敞开的门你可看见小屋里有一张小床,两个房间都不大,还塞满了家具、书籍、手稿、艺术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因此变得来更加局促,不过却仍然令我满足,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儿,前面的其他房间几乎完全不去。既然我没有使用它的需要,我拿自己宽敞的府第来做什么,拿可以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自由来做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生活和从事自己职业的自由,就该满足啦;这么一点自由,是谁都容易获得的。再说,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都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市民和贵族一样地自由,只要他坚守自己出身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听天由命。贵族和君主一样地自由;只要他到了宫里遵守那一点点礼仪,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自由不能靠目无尊长获得,相反得通过尊重凌驾于我们的势力。因为尊重和承认它,我们也就得到了自我提升,并且表现我们心怀高远,不愧成为其同类。我在旅途中常常邂逅一些德国北方的商贾,他们往往粗鲁地与我同桌而坐,以为这样就成了和我一样的人。才不是喽;相反他们要是知道尊重我,对我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才算真正与我平起平坐。

“在青年时代,席勒为求人身自由招来了不少麻烦,原因虽然部分在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不过最主要还是他在军事学校遭受压迫的结果。

“可是成年以后,有足够的人身自由了,他却转而追求思想自由,我差不多想讲,正是这样的理想要了他的命;因为这样一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提出了一些要求,一些为他的健康所不能承受的要求。

“记得刚到魏玛,大公爵给席勒定的薪俸是每年一千银塔勒,还答应在他生病不能写作时,将他的薪酬翻一番。席勒拒绝了后面这个恩典,从来不曾享用这一照顾。‘我有的是才能,’他说,‘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可是现在,家庭人口增加了,最近几年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年就得写两个剧本;而要做到这点,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仍驱赶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才能被迫随时听从调遣和使唤。

“席勒从不酗酒,他很有节制;但是在那些身体虚弱的时刻,他却企图以饮一点利口酒或者其他酒类增强力量。这可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写作也一样有妨碍。

“要知道,一些个聪明脑袋在他的作品里挑出的漏眼儿,我都归之于这个根源。他们列举的所有不妥,我想统统称之为病态的表现,也即全都写成于他体力不支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他连恰当而真实的母题也没法找到。对绝对命令我佩服之至,知道由此可以引出许多好的东西,但是也决不能搞得太过分,否则这一思想自由的理想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 亦译“无上命令”,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即伦理学)里用的一个术语,指根据最高原则或理想作出的必须遵循的判断。席勒坚持思想自由的彻底精神,在歌德看来是受康德“绝对命令”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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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