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迭戈大概也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愿意的时候也很风趣，他独一无二，感情丰富。弗里达像是描写一个神、一个原始生灵似的描写他：“他巨大的肚子，光滑和柔软得像一个球体，栖息在他强壮、如柱子般漂亮的腿上……他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生灵，一个亲密的怪物。”对她来说迭戈是一个神话，是童年时那个又好又坏的妖怪，是生活的原则本身。
虽然迭戈确实在心理上折磨她，在特别需要他的时刻抛弃她，但在其他时候，他对弗里达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并且从未完全抛弃她，这也是事实。迭戈是卡洛艺术最热烈的捍卫者（“她是比我好的画家”）和最支持她工作的人。说实话，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关系交替充满了甜蜜和残酷。
一开始卡洛对迭戈而言是一个女儿，但在第二次婚姻期间（她给新婚礼施加的条件是他俩之间不再有性关系）角色颠倒了，衰老的弗里达变成了他的母亲。比如，她常常用海绵给里维拉洗澡，白白的、大腹便便的巨人在浴缸里踩水，玩弗里达给他买的漂浮小玩具；最后，在卡洛临终病危期间，当已患有前列腺癌（这是对大男子的一种圣经式惩罚）的迭戈出走几天后回到家时，她在床上叫他：“我心爱的孩子，你来这里，你想吃一个小水果吗？”六十岁的他用小孩的声音和表情回答“是”。
弗里达很美。或者说不止是美——她很可怕。她长着一双凶狠而美妙的眼睛，一张完美的嘴，粗硬的眉心，一撇看得见的胡子。有一次她剃掉胡子，迭戈便发火了：从某种形式上说，他俩在次要性别特征上是混淆的，因为他有一对令弗里达喜欢的女人大乳房。弗里达为自己的强势外表增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演：她一直穿特万纳印第安女人的服装，长裙漂亮极了，衬裙和花边沙沙作响。她用绸缎带子、鲜花和天鹅绒来编头发；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或殖民时期的沉甸甸珠宝来装饰自己。穿衣对她来说是又一种艺术表达；在对镜修饰和画一幅她的自画像之间想必没有很大差别。她在这两种活动中建构自我，这是她与衰老的竞赛中绝对需要的东西。因为她的肉体被撞成碎片；在最后可怕的几年间弗里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是瓦解。”
①乔治娅·奥基夫（1887-1986）：美国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绘画著名——译注。
②野口勇（1904-1988）：美国雕刻家和设计家，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雕刻中最强烈地鼓吹有机抽象形式表现力的雕刻家。早年在日本度过——译注。
③西盖罗斯（1896-1974）：墨西哥壁画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译注。
弗里达也很看重性并有过众多情人，特别是迭戈和她妹妹欺骗了她之后。弗里达是双性恋（谣传在她的女性恋情中有画家乔治娅·奥基夫①），但她最大的激情是与男人度过的：雕刻家野口勇②，摄影师尼古拉斯·默里——她为此人真的失去了理智，还有一位名字不详的西班牙共和派画家，他是继迭戈之后她最重要的经历：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海登·埃雷拉讲述了此事：她的卡洛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此外当老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不久，她也曾与他有过一段短暂关系。之后弗里达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怀抱，她的老朋友也将遭她咒骂。当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一把凿冰的凿子将托洛茨基杀害，弗里达作为嫌疑犯被逮捕（迭戈当时在美国）。有些人认为里维拉夫妇参与了暗杀，但这个指控看来缺乏根据。三个月前他俩的朋友、艺术家西盖罗斯③倒确实参与了对托洛茨基夫妇卧室的机枪扫射：莱昂和他妻子钻到床下才奇迹般逃生。黑暗的岁月，阴险的态度。
弗里达创作的画很小（而她丈夫制作巨幅壁画），并且一直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得极端谦卑。许多年里她从未展示自己的画作，如果她变成了一位知名画家，那是多亏了里维拉的推动，他实际上强迫弗里达于1938年在纽约举办展览。那时她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勃勒东，他被那位超现实主义的女画家给迷住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1939年她在巴黎开画展，差不多被包括在那个美学运动之内。几年后，在斯大林主义的狂热高潮中，弗里达抛弃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颓废表现”。
弗里达后期成为一个狂热的亲苏分子，何以到此地步？应该讲讲她的经历中最苦涩、最可怕的那部分。无法言喻的折磨，噩梦。弗里达的身体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她的脚溃烂了，她的背弯了，她渴望有孩子，但却不能（她经受了四五次流产，在她卧室里保存着一个装在甲醛瓶子里的无名人类胚胎）。她被挂在器械上，腿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最后几年每天喝两瓶）。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腿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简单和冷静地列举她所受的折磨足以令人窒息，好像在亲眼目睹她生活中的恐怖。总之，她的最后几年很可怕。毒品和酒精使她失去理智；她画的少量作品展示出笨拙和错乱的笔触。就是在那时，她更加坚持共产主义信条——弗里达不信上帝，她需要找到某种安慰，给她如此多的苦难、如此多的恐惧赋予某种意义：“我只是复杂的革命机构里的一个细胞”，她写道。她在自己的紧身胸衣上画斯大林的肖像，镰刀和锤子，还有一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将赋予病人以健康》的感人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位来自上苍的神奇的马克思把兴高采烈地扔掉自己拐杖的弗里达握在手里（那时她的腿已被截肢）。但她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西瓜静物画，她在鲜红饱满的西瓜瓤上写道：“生命万岁”。
1953年4月，弗里达的第一次大型画展在墨西哥开幕；她身体状况那么糟糕，主办者以为她将无法出席，但迭戈想出一个主意，把床（那张带华盖的笨重大床）运去，把它安放在展厅中央，然后用救护车把弗里达送去。卡洛就这样出席了她的开幕式典礼，她服用了毒品，脸色青灰，但浓妆艳抹，精心打扮（她坚持重塑自我），躺在床上。她所有的朋友都一个接一个地去问候她：那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信徒们为前去亲吻圣女的披风边角而排的一条长队。她躺在自己永恒的床——床世界上，躺在她苦难的帆船上，用失色的微笑和珠光宝气的手，与所有人告别。
参考书目
○安德雷娅·凯特曼：《卡洛》，袖珍版。
○勒克莱齐奥：《迭戈和弗里达》，今日主题出版社。
○劳达·哈米斯：《弗里达·卡洛》，西尔塞出版社。
○埃利·巴特拉：《卡洛，妇女，意识形态和艺术》，伊卡利亚出版社。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加：《伟大的蒂娜》，埃拉出版社。
○海登·埃雷拉：《弗里达，一部传记》，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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