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疯狂的Bullpen生活(1)
连载（十六）疯狂的Bullpen生活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 Club。席间，M*A和Corporate 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第31节：疯狂的Bullpen生活(2)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第32节：被“铁人”妈妈折磨(1)
连载（十七）被“铁人”妈妈折磨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 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第33节：被“铁人”妈妈折磨(2)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第34节：邻座神秘人物(1)
连载（十八）邻座神秘人物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 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 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 is fucking Joe Perella？（谁是Joe 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 Perella * 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第35节：邻座神秘人物(2)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第36节：显赫小人物(1)
连载（十九）显赫小人物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说，从5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莱那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作是最好的历练，并因此而兢兢业业。
第37节：显赫小人物(2)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病愈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楼下的泰国餐馆，和Sam一起吃饭庆祝。Sam以他自己的敬业，而不是他的家庭，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
第38节：新浪争夺战(1)
连载（二十）新浪争夺战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
1999年9月中，我刚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带着一身健康的古铜色回到香港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飞机立刻飞往加州——就在几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抢到了手！
新浪确实是摩根斯坦利“抢”来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硬生生地从高盛手中抢来的。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团队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那年7月。为了表达诚意，香港的高层领导决定亲自出马。当时，互联网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很多高层对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浏览过新浪网站的更是极少数。但是，为了表现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对高科技和互联网无比精通，领导们特意在会前10分钟找来该项目的负责人，好好恶补了一番。之后，大家很有计划地分配了各自在会议中担当的角色，信心百倍、镇定自若地鱼贯入场。
领导不愧是领导，短短10分钟的培训，已经使这些投行老手们听起来、看上去俨然一副互联网专家的派头。从国际互联网的大好形势谈到中国互联网的锦绣前景，其间画龙点睛地冠以一两个专业词汇，充分体现了摩根斯坦利高层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假如再多培训10分钟，恐怕连以下这个小小意外也能够避免：当新浪团队用中文提到“门户网站”，进而被翻译成英文“Portal”时，我们的一位高层领导低下头，掩住嘴，悄悄地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I thought they are in the internet advertising business. What do they need a gate for?（我一直认为新浪是家网上广告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
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
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作为新任CEO，王志东决定重新选择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39节：新浪争夺战(2)
在世纪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联网狂潮中，Mary Meeker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作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员，这位骄傲的网络女皇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对网络公司的点评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价立刻如旱地拔葱、直入云霄，假如她略显迟疑，股票则立即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 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恹恹。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中，在新浪舒适的会议室里，在众人、包括对摩根斯坦利有着生杀大权的王志东的注视下，Mary 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 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谈笑风生，一面借着桌子的掩护，小动作不断。据说，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绅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脚，Mary Meeker才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下的光辉形象。
第40节：吾友志东(1)
连载（二十一）吾友志东
第一次见到王志东，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
当我飞越太平洋，又从旧金山乘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内部早已经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好朋友。而这份友情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则是香港那一千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像个紧箍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松开。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点，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点两只蟹共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工作起来叱咤风云，生活中却憨憨笨笨，正是志东的可爱之处。
第41节：吾友志东(2)
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取经并且寻找风险投资时，志东就独当一面，自己租了一辆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对照着地图，在硅谷附近四处转悠。一天，他约好和朋友见面，开车兜了无数个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约定的地点。于是，志东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迷路了。
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
志东环顾左右，说：“我在第一大道。”
朋友十分诧异，问：“你确定是第一大道吗？这附近没有第一大道啊？”
志东信誓旦旦，说：“肯定是第一大道，路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朋友还是不太相信，又问：“路牌上怎么写的？不可能吧！”
志东更不服气了，用很标准的发音说：“路牌上明明写着One Way啊！”
朋友听了，啼笑皆非：“One Way？那叫单行线！”
这个故事是前不久，志东的太太刘冰在饭桌上讲给大家的。坐在一旁的志东笑嘻嘻地听着，不辩也不恼，还一口一个忙不迭地吃着生蚝。
第42节：龙凤呈祥一家人
连载（二十二）龙凤呈祥一家人
第一次见到志东那天，在律师行里还有一个人。她既非新浪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又非律师或投行的专业人士，但对当时的新浪而言，她却非常重要。
她就是王志东的太太，刘冰。
提到志东，就不能不提刘冰，因为他们两人总是甜甜蜜蜜，如影随形。从北大到四通利方，从新浪到点击科技的二次创业，志东出现在哪里，刘冰必定在方圆几米之内。
新浪上市，刘冰也从硅谷到香港、以至于后面的路演，追随了一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志东一样，刘冰也很朴素。前年，她带着女儿在北京的自家小区内散步，路过网球场，女儿想进去玩玩，没想到女儿进去了，她却被保安拦在外面。保安说，小区内的体育设施只供业主使用，阿姨不能随便出入。
即便打击如此沉重，刘冰还是我行我素，并且公然对我的消费观不屑一顾。见了面，她总会指着志东身上的新衣服，说：“怎么样，我们刚从‘雅秀’（北京三里屯一服装市场）淘来的，几百块钱买好多件呢！我看和你那些意大利名牌也没什么差别！”
女孩子梳妆打扮的毛病，刘冰一点都没有沾染。而且，她心直口快，常常让人哭笑不得。一次，大家约在一起吃饭，我穿了件Max Mara的黑色毛衣，腰间有镂空的图案。还没等我落座，刘冰就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天哪！子墨！你穿的是什么呀？破破烂烂的，腰都露出来了！”
新浪准备上市那阵子，志东和刘冰常谈起孩子。
志东说，1997年他们就打算要小孩，名字都取好了，叫“王私募”，可惜没能如愿，这次，如果能在2000年制造一个与新浪同期“上市”的世纪宝宝，那就双喜临门，干脆取名叫“王上市”。
天遂人愿，新浪上市期间，刘冰孕育了一对很可爱的龙凤胎。这让志东乐得合不拢嘴，说说既有男，又有女，还没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孩子们出生时，新浪已经成功上市。朋友们十分担心，志东会不会给他们取两个类似“王一百”的名字，因为按照他的逻辑，眼下最有意义的便是希望新浪的股价达到100美元了。
还好，儿子叫龙龙，女儿叫凤凤，加在一起便是中国古老的龙凤呈祥。
凤凤一出生，刘冰就说，女儿长得像父亲。这让朋友们都捏了一把汗。志东的眼睛、鼻子、嘴唇，安装在一个女孩子脸上，这……我只能说，后果不堪设想。
龙凤一岁多的时候，我终于在志东家里看到了小家伙。凤凤长得的确像志东，眼睛距离有些远，嘴唇厚厚的……但这一切特征集中到她的小脸上，怎么越看越美，像极了舒淇呢？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逐渐长大的龙龙确实是个翻版的小王志东。小小年纪，他不仅充满雄心壮志，声称一定要到哈佛找女朋友，并为此苦练英语，还把无线电玩得滴溜乱转，连组装收音机都不在话下。身为父亲，尽管在无线电方面如今已经没了这么大本事，但儿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苗头，还是让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志东颇为自豪。
第43节：“浪一浪，叫新浪。”(1)
连载（二十三）“浪一浪，叫新浪。”
早年的新浪由北美的华渊网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并而成。新公司沿用了华渊的英文域名SINA，还想赋予它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据志东回忆，他和刘冰绞尽脑汁，先对应“SI”确定了一个“新”字，又想用“纳”字来对应“NA”，取新经济新公司海纳百川之意。但之后，志东却对“纳”字不甚满意。一天，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浪”呢？“浪”与“NA”，不仅发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网浏览就是surf on the net，直译为“上网冲浪”。志东虽然是正宗的“土鳖”，一天“海归”生活都未曾经历，但关键时刻，他对与网络相关的英文单词却并不含糊。
按照正史记载，新浪由此得名，但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来在正史之外，还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野史”。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第44节：“浪一浪，叫新浪。”(2)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国的很多政策法规模糊易变，任由政府部门来解释，而且，相关部门繁多、重叠，时常自相矛盾。当然，如果一切都透明、高效，这些投行、律师行里的中国同事们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过，中国人的智慧好像总要消耗在对付中国人身上，难怪人们常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内耗严重的社会。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第45节：不可思议的选择(1)
连载（二十四）不可思议的选择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第46节：不可思议的选择(2)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一定还会回来。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
第47节：走进凤凰(1)
连载（二十五）走进凤凰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人称石老，我却一直叫他宁宁。
初识宁宁，完全是因为凤凰上市。2000年春天，我还是摩根斯坦利的经理，宁宁在凤凰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所罗门美邦等投行一起，参加了角逐主承销商的“选美”。
进入投行生涯的第四年，我已经懂得客户资源的重要性。记得我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在广院念书，与我爸也算是相识。现在，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这层家庭关系，希望籍此来敲开凤凰的大门。
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唯独这一次，算是天赐良机。
而且，我爸很少求人帮忙，但这次，他却按照我的设计，首先找到刘老板的手机，然后亲自致电，说明原委。结果是，我没有能够和同事在正式“选美”前拜见刘老板，却第一次见到了宁宁。刘老板告诉我爸，宁宁是上市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和宁宁谈就等于和他谈。
通过了电话，吃过了饭，与宁宁也算是相识了。10天后，我和摩根斯坦利的七八位同事一起，声势浩大地走进凤凰位于九龙红磡的办公室。
第48节：走进凤凰(2)
会议室里，摩根斯坦利和凤凰的相关人士各自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彼此寒喧时，宁宁特意指着我，向刘老板介绍：“这就是曾子墨！”
刘老板连忙转过他魁梧的身躯，笑眯眯地与我握手：“你就是曾子墨啊？曾老师身体怎么样？现在还给学生上课吗？见到他，替我向他问好！”
2000年秋天，因为宁宁的穿针引线，我再次拜见了老板。坐在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老板依旧慈眉善目，闲聊一样地谈凤凰上市，谈我的经历。在那样轻松和坦诚的氛围里，没有人会犹豫、胆怯，我也一样，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离开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厌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鲜的、不同的工作，更直接地说，就是真正的电视工作。毕竟，在告别了枯燥乏味的财务数字和通宵达旦的工作方式后，媒体和电视这两个词，对我有着无限的诱惑。
老板一听就乐了：“你会用对编机吗？”
我傻傻地摇摇头，坦白说，对编机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老板还在乐，继续说：“那你连记者都做不了啊！记者可是需要自己剪片子的！”
是啊，老板说得没错，我的确什么都不会！我既没学过一天新闻，又没在报社或者电视台工作过，我会做的只有财务分析，但在媒体，那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说话还是会说吧！”没等我开口，老板便乐呵呵地说，“看院长在不在，请院长过来安排一下试镜！”
院长？试镜？或许是两个全新的名词太陌生，又或许是一切来得太快、太简单，一时间，我竟没太听懂老板在说什么。坐在一旁的宁宁忙向我解释，院长就是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因为曾经担任广院副院长，所以得此称呼。
院长人未到，爽朗的笑声和高高的嗓门就已经先声夺人。紧接着，他穿着鲜红T恤，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边雷厉风行地安排试镜，一边对我说：“你等我们电话吧，让我们的化妆师、造型师好好给你包装一下！”
就这样，短短几分钟内，我竟然成为了即将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候选主持人。
第49节：刘老板——时尚弄潮儿(1)
连载（二十六）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或许因为初次见面，刘老板就是一副和蔼可亲、拉家常的样子，所以日后当他真的成为我的老板，我也还是觉得对他的亲切远远超过了对老板该有的敬畏。
虽然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嫌疑，我却不得不承认，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到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小到凤凰员工的恋爱家史，雅如李白屈原音乐绘画，俗如八卦新闻花边消息，不雅不俗如美食佳肴豪宅盛装，老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常常好奇，老板的大脑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老板却精力旺盛，保留着许多新新人类的明显特征。尤其是对数码电子产品，他永远是“时尚弄潮儿”。
在凤凰，有许多摄影发烧友，老板和院长都属于“高烧族”。早在2003年10月，我随他们去九寨沟，老板就用他的顶级数码装备为我拍下了无数红叶美景，再加上院长用他的长枪长炮为我拍的照片，至今还被我妈认为是我现存的最好照片。
老板还有一个爱好——酷爱时尚新款手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手机型号必然更新。
今年4月的一天，我和Tiger在北京主持某个颁奖典礼。或许因为会议太过冗长，流程还未过半，坐在台下的嘉宾们就耐不住寂寞了，纷纷拿出手机发短信。在整整一排低着头的部长和著名企业家中间，唯独老板，端坐在正中央，始终面色凝重，神情专注，仰头望着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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