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做，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惟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羹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一一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捐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还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一九六一、十、十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掼、举发李敖是“匪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抓“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己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反反复复”的记录啊？
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忽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另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锡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