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匙，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一九九0年三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
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一九六三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如此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助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悼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惜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一九六五年写《（蒋廷敝选集）
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通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一月九日、三月九日中，都一一曝光。三月九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削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己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励，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四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一九六年三月六日《中央日报》，与三月九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一九六四、一、三。”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一九六四、十、十二。”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