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嘛！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
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
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的。
该书第三十五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