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字、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字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暇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一年三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张桂贞母子楔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四十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一九七0年五月五日台五十九内三八五八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伸。例如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竞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台湾。”－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
既然查扣地点承认是张桂贞的家，依照“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十章“占有”诸法条，家中财产（包括系争书籍），根本为张桂贞所有，这是常识、是经验法则、也是清清楚楚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