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党召开全美代表大会那一周的某个时刻，我告诉加门特和几个尼克松的代理人，我将另有任命了。显然，候选人本人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尼克松在礼堂里发表他接受使命的演说，我和其他记者站在乐队指挥台的附近。当他经过时，他在人群中找寻他熟悉的脸，向我们中那些之前就和他在一起的人——他称之为“在新汉普郡大雪之前”——点头致意。当他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他说：“嗨，迈克，我下周将会在加里福尼亚看到你。我们将一起计划之后的竞选活动。”
“不。尼克松先生，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过了今晚，我将离开对竞选活动的报道，去做一个新的电视系列节目。”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显然他不能理解，作为最早把他东山再起当回事的记者之一，我为什么会在他取得转折性胜利后和他说再见。他看起来像是感觉被羞辱了，好像我对他在大选中能否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上投了不信任的一票，所以决定不再继续报道他了。他停了一会儿，用一种责怪的目光盯着我看。
“我们会赢的，迈克。”他预言道，“等我们进军华盛顿之后，我们打算做一些伟大的旅行。”
我当时不明白，这般奇怪的、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来自何方。毕竟，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时不时为了某种原因访问其他国家，我想尼克松也不例外。噢，那是什么呢？我会为这些类似来自旅行社的诱惑所心动吗？但是，几年之后，当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踏上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北京和莫斯科的美国总统时，我才猛然醒悟——早在参选前，这些划时代的使命已经在他的秘密议程上了，那就是他在1968年那晚想向我传达的那些含义模糊的信息。
《60分钟》的第一期节目计划于9月24日播出，余下的夏季到初秋，我都在为这期及后面的节目做准备。等我和尼克松再次相遇是在10月初，我为《60分钟》节目采访他。彼时，已到他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月了，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远远领先来自民主党的竞争者——休伯特•汉弗莱。他在11月大选中争取到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对一个从未在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改变巨大的一步。
那一年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无疑使我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和总统竞选人关系过于亲近在职业上是一种危险，即使是最具质疑精神的记者，他的独立判断也会因此受影响。（尽管《伊索寓言》有类似的著名格言，但人们彼此熟悉并不是一定会滋生相互之间的轻蔑。）但相比其他因素，越战问题是把我推向尼克松阵营的主要原因。
到了1968年，美国在这场战争里已经痛苦得出现分裂了，当时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出现新的领导力量才能医治这种撕心裂肺的心灵创伤。当时，所有反战游行的头号目标——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从政治的烽火线上退场下来，但以我的观点，他的这个决定并不能让民主党摆脱越战的负面影响。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战争背负责任，特别是他们的候选人——汉弗莱本人一直是林登•约翰逊政策的衷心拥护者。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历史清白的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会把我们从泥足深陷的沼泽中带出来；那一年我对尼克松参选的报道，使得我相信他具备应对这种挑战的资格。
然而，我多数朋友和CBS的同事并不认同我的观点。那年秋天，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我被所谓的“新尼克松”形象宣传（他们斥之为胡说八道）给愚弄了。在他们看来，他还是那个“狡猾的迪克”，一个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做的、老到的阴谋家。10月，当我在尼克松的纽约公寓里采访他时，我想到了人们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我直接就此向他发问。
华莱士：对几百万的美国选民来说，尼克松这个名字会让他们起皮疹。对他们来说，理查德•尼克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任何形式的政治下场对他都不算为过。如果在竞选中获胜了，理查德•尼克松将如何应对这种猜忌和怀疑？
尼克松：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回顾我22年的从政生涯，在这个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把我当做是一种皮疹。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我有这种领导能力能够把国家再次统一起来，我也能够获得那些对理查德•尼克松有糟糕印象的人的尊重，即使那不是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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