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
打去。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
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
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
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 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
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杠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査，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
掩饰一下。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你愿意吗？”“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
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
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
现在去，你去吗？”“现在？”我愣住了。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
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
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什么？”“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
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
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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