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童年的结束：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点才回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不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尿布。等父母回到家时,我们3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吃。母亲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在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着啊,无不声势浩大、群情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一放学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通常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是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正式开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荡荡的。她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蝉鸣蛙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是监督别人不许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意。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加考试,考多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8个月后,因为发明了Windows多语言版本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引擎开发模式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WindowsNT开发部门近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编程工作中去。我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先生,却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部门工作,职权已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做得好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小孩子,我已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国公司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权力之争,即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微软总部却固执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理职责,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尽管我对工作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需要和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2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成为盛大公司总裁,并于当年4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上新的一段激情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