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白衣侦探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钱学森传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钱学森传江青传邓小平改变中国陈伯达传毛泽东与蒋介石哭鼻子大王蹦蹦跳先生小灵通三游未来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她，一个弱女子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出没风波里中学生必读名家：一百个问号之后中国科幻小说经典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奇怪的“病号”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