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
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钱学森传哭鼻子大王江青传白衣侦探中国科幻小说经典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陈伯达传毛泽东与蒋介石她，一个弱女子出没风波里钱学森传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学生必读名家：一百个问号之后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蹦蹦跳先生邓小平改变中国奇怪的“病号”小灵通三游未来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