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陈伯达传出没风波里邓小平改变中国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钱学森传历史选择了毛泽东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哭鼻子大王中国科幻小说经典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钱学森传江青传白衣侦探小灵通三游未来奇怪的“病号”中学生必读名家：一百个问号之后她，一个弱女子蹦蹦跳先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