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中国科幻小说经典毛泽东与蒋介石钱学森传奇怪的“病号”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哭鼻子大王白衣侦探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蹦蹦跳先生小灵通三游未来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钱学森传陈伯达传出没风波里邓小平改变中国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学生必读名家：一百个问号之后她，一个弱女子江青传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