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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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