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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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