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国“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是很大的。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反之，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于制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嘉靖时兵部右侍郎王之诰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馀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这段话，准确表述了明朝与北元争夺东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李承勋说：“国朝建都于燕，亲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辽在侯甸间，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以藩屏京师。天下无事则并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强矣。”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
永乐元年五月乙巳，赐东宁卫千户王得名钞百七十六锭，彩币七表里，纱衣二袭。得名先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男妇来归者万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赍敕谕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尔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户高塔海贴木儿等赍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选其酋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奴儿干都司先名远三万户府，前代无考，元为东征元帅府”。洪武时期拟招抚远方女直，以路远未达奴儿干。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永乐七年闰四月，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运。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惟欲提出两点：(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二)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东北各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市马有官价，贡物“悉厚直酬之”。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永乐六年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永乐大帝朱棣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嘉靖时兵部右侍郎王之诰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馀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这段话，准确表述了明朝与北元争夺东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李承勋说：“国朝建都于燕，亲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辽在侯甸间，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以藩屏京师。天下无事则并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强矣。”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
永乐元年五月乙巳，赐东宁卫千户王得名钞百七十六锭，彩币七表里，纱衣二袭。得名先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男妇来归者万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赍敕谕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尔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户高塔海贴木儿等赍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选其酋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奴儿干都司先名远三万户府，前代无考，元为东征元帅府”。洪武时期拟招抚远方女直，以路远未达奴儿干。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永乐七年闰四月，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运。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惟欲提出两点：(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二)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东北各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市马有官价，贡物“悉厚直酬之”。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永乐六年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