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曾国藩做人准则：稳妥为上策(2)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兵勇自募、粮饷自筹，且兵为将有、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因而在事实上湘军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不同于八旗、绿营诸将帅。曾国藩也认为，他们自练兵、自筹饷，就如同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因而，他们有时候称自己的湘军为“义军”“义旅”，以有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其《讨粤匪檄》虽然气壮如牛，但却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但也不能旗帜鲜明地称是自己的军队，与朝廷无关。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百姓利益，维护孔孟名教之道、朝廷安危和天下兴亡，并且还不能称是奉天子之命征讨，就像大将军出征那样，然而，他们手中握有实力，因而不是满清贵族的奴才。

　　因此，从实质上讲，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但是其中矛盾时隐时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清政府离不开曾国藩的湘军，湘军也离不开清政府，否则就难以发展，当他们面对太平军、捻军时，更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的关系为君臣之盟，曾国藩的湘军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这样清廷则才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否则，就是叛军。

　　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既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有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就必然会危及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所以，在长达18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曾国藩思虑周密，懂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良臣亡的道理，把握住了统治者帝王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心理。在功高震主之时，就引身自退。最后才能保全自己和家人。这在中国政治史上虽然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能够做到全身而退的臣子确实是很少的，历史上帮助国君建国后却被杀害的大有人在。可见思虑周密，并且为自己留有后路是多么的重要。

　　四、别总是不耐烦

　　曾国藩主张，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而要做到稳慎，就必须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凡事力求稳妥，谨言慎行，戒骄戒傲，时时刻刻小心行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会在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情况下，稳打稳扎，少犯错误，使自己的事业有长远发展。

　　也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觉得这句话非常正确。他这里所说耐烦，就是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不可急躁行事。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曾感慨地说：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上，出来为官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受到人们的称赞，而没有被某些人所诋毁的，或者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的。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当然也包括那些英雄们，大多数都是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他的九弟曾国荃的一封家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于是曾国藩就谆谆告诫弟弟说，你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将难以与人相处。

　　他在给曾国荃的另一封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曾国藩还引用庄子的话说：“美成在久。”意思就是“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他所得到的信任必定是不牢固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

　　在给曾国荃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到：“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老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当曾国荃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所进步时，曾国藩便十分高兴，写信给他说：你在忿激的时候，也常常是有发有收，以此来看，你的道德器识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将来的福分也是不可限量的。一般来说，干大事的人靠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长期郁积在胸中，所以倔强到了极点，就不会不表露出来。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要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这样就可以了。

　　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曾国荃为人处世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也逐渐磨炼了他的性情，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圆通和游刃有余。

　　五、赚得起，也要赔得起

　　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稳妥，从来都是三思而后行。他深知在官场上一不小心就会得罪权贵，轻者丢官，重则丧命，甚至牵连全家。后来他10年内10次升迁，仕途平坦，这与他的谨慎小心是分不开的，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做事一直以稳妥为上策，行事之初就已经计划周全，他不但能让自己赚得起，还让自己赔得起。

　　做生意的人，大家都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赚得起未必赔得起。

　　因此做事情的时候也就格外地小心谨慎，但这种谨慎有时候会使人变得犹豫不决，从而坐失良机。起初追求稳妥的目的反而有悖于最终的商业目的。

　　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若不切实“保本”，那就真的会像一夜暴富一样，也会一日衰败。

　　晋商的旺财主渠源祯经商稳健，遇事留有后备，将票号经营赚来的一部分银子铸成元宝藏于地窖。虽然此举在当时被人视为保守吝啬、眼光短浅，认为应该拿出来扩大投资、扩大规模，但经过历史的检验，恰恰相反。晋商所处的时代是抑商时代，商业本身就被视为末业，更不会有商业保障体系。频繁的战乱、官府的勒索、灾祸的降临、同行的倾轧，仅有的“血本”随时会被“充军”“交官”“吞食”。尤其是巨商大贾的财富如外露于世，更会成为众矢之的。

　　可见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别人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也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渠源祯窖藏的存银有力地支持了渠家的商业和票业。后来，渠源祯之子渠本翘投资近代工业，赎矿办矿务局、捐款修铁路、兴办新式学校等实质上都是窖藏银两在起作用。地窖藏住“血本”，也就等于保住了商家性命，任它风云变幻，自有银子撑腰。渠源祯此举确是深藏若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之道。

　　曾国藩特殊的地方就在于，他总是将最坏的结局想出来，并提出解决方法。这才使他的官运亨通，在清末那复杂的政治局势游刃有余。

　　可见只有思虑周密，行事谨慎，才能在浮浮沉沉的商战中保持自己的有利地位并获得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