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1)

　　在曾国藩的身上有着理性的冷静。在官场上不管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和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他认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客观因素。

　　为官之要，爱民为本

　　曾氏名言

　　求人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仍同出一源，若但知私矣，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

　　译文：不断追求仁义，则身心愉悦。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倘若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

　　曾国藩从小就对儒家思想有了一定接触。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有着这样的见解：“仲尼好语求人，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秉承，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这里说的“内仁外礼”，其实就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非常赞同“仁”的说教，始终强调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军，曾国藩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使其得以延伸和扩展。

　　天下之大，民最大。这种学问只有大家才能明白。民本思想，当然是曾国藩做人学问的关键之所在。换句话说，即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为他们谋得利益。

　　曾国藩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说道：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条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自救之矣。昨信言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地方官绅多有出钱出粮给湘军者，因此曾国藩大都敬之。而对于贪官污吏，他主张查办。比如严丽生在湖南农村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败坏名声，他便主张调查其劣迹或者前科记录，如有，便抄一份送到京城，以上奏弹劾。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嘱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敬绅”能树信，信树则路广，是每一位当官者所必不可少的为官之法。既然曾国藩自己不能够“稍隆外之仪文”，则他必不能“获于官场”。然而他的这番见地，却足为诸多掌权者鉴。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致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他愿“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他深刻明白“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因此，他教育军队官兵，除了激励他们的士气，指导行军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骚扰百姓作为头等关键内容。

　　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即：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唯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强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入驻江西建昌大营的时候，做了一首《爱民歌》。歌中对于军队爱民的事宜，论说得尤为详尽。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理由，他自己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唯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唯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他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因此不能不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曾给刘詹崖一封信，信中说：“仆家世寒素，深知一丝之要。近年从事戎行，每驻军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故每与将官委员苦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这里是从阅历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给吴竹庄的一封信里也说：“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这里说的是爱惜军队的荣誉，害怕士兵骄横，因此不能不爱护百姓。这是从名誉方面论述的。

　　对此，蔡东坡评价说：“古今名将用兵，无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违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自于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恨。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这一番言论和曾国藩的论述相互启发，世上掌握军权的人实借之一思。

　　救世于嚣尘，苦于移风俗，是曾氏处世哲学的又一方面。曾国藩志在救世助人，不仅体现在家书里，而且也体现于他平素所写的诗章里。

　　癸卯年间他曾写过《感春》诗几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陈子昂）”。

　　曾国藩曾经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他的意志也是如此。他为了救济贫民，曾经有购置义田的动议。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上两首诗中就有此意。

　　“仕官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量！那些一朝做官，只思索取，只知道去填足自己的钱袋，而对于民生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若看了这些，会有何感想呢？

　　居官耐烦，第一要义

　　曾氏名言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译文：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下功夫。

　　麻烦谁都会遇到，但是“耐烦”却不是人人能做到。身在官场的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

　　当官之所以烦，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镇静，保持镇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不要不耐烦，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方能安稳如山。可见，与人相处就先要懂得容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何况是人呢？什么人有什么德行。对志同道合者就真心结交；对膻腥奸诈之辈可以不予理睬，但也无须招惹。

　　他还说道：“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是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足够我好好琢磨的了。”

　　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的时候更应该知道自己如何去做。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秉》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这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之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出水的一天……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心。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屈心抑志，坚韧度难

　　曾氏名言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韧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

　　译文：过去耿恭简公曾说过，做官第一重要的是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

　　困难的形成多种多样，成功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苦到不能再苦、难到无法再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气，更不是放弃，而是坚韧。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晋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他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他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

　　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

　　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战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由太平军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他们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

　　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

　　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思前想后，他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