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西北男人的“对赌”开始了，韩九吉的两个儿子气愤地骂潘石屹没有商业道德。韩九吉还在谈判，潘石屹坚持不让价，并与内蒙商人接洽着。最终，韩九吉只以42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走了三栋别墅，内蒙商人则以6100元\/平方米的高价买走了剩余的5栋。就这样，潘石屹以及五位兄弟一下子赚进了几百万，扣掉20%的利息，五五分成，还有税等等，“万通六君子”还赚了100多万。
在地产行业尝到甜头的六兄弟，开始大量地买房子卖房子，并于1993年注册万通集团，而那时公司已经赚到了3000万元。
“万通六君子”顺利度过了艰难的初创时期。
坎外真经
1.一个优秀的团队是创业成功的保证
著名学者蒂蒙斯在创业领域有着权威的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创业过程模型。蒂蒙斯认为，创业过程中有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团队、资源、机会。其中团队要素可谓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良好的团队，既拥有再好的机会，再多的资源都有可能导致创业的失败。有很多人问及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人在投资一个项目时最看重什么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团队是第一考虑的要素。
万通的创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万通六君子”。万通的历史是由团队创造的，万通六雄个个身怀绝技，缺一不可，形成了一股伟大的合力。
大哥冯仑是一个天才的社会活动家和鼓动专家，是万通六君子中最具谋略的人，他善解人意，博学多才，内心深刻而外表诙谐，聪明、富有语言和鼓动的天才，讲义气，最重要的是他意志坚韧，在面对恩怨得失的时候，他往往能跳出事件，以一种局外人的超然来看待和面对，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达观和洒脱，这些都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富有魅力的领袖气质。而他在机关所积累的广阔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也成为转型期民企必不可缺少的力量。
王功权在来万通之前就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他处事细致，面对压力和误解，他力求做到公正与客观。平常之日，他是一个为人厚道、心存厚道、有时摇摆的人。然而，他却并不仅仅是个守平之人，王功权有一个过人的长处就是，他有极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多少万通危机的关头，他能迅速地冷静下来，果敢地做出决定，绝不拖泥带水。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用人方面，王功权可谓是六雄最大胆、最无私的一个。正是他，一手将飞速进步和发展的潘石屹，从万通的财务中心主任，一步一步地提升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最后提无可提，就让潘石屹来坐自己的交椅。王功权说：“潘石屹的上进心和学习能力特别强，对于他要不停地提升，否则他的才华就会埋没。”
在六雄中，专业能力最强的当数王启富，王启富的专业和技术背景，决定了他喜欢脚踏实地干实业的倾向，在下海之前，他是干导弹的。冯仑对王启富的评价是：本性和内在非常善良，爱恨分明，喜欢的就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就不打交道，中间地带很少。而其他诸位合伙人则称王启富为一个很善良、讲义气的人，一个忠诚的朋友，一个职业工作者。
出身军人家庭的刘军是六兄弟中最讲义气，最勇猛的一人。
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唯一一个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而易小迪则很轻灵，有张力，做事举重若轻。他在万通一直扮演了一个任劳任怨的实干者的角色，他很愿意去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安排他干什么，他都很接受，从来不挑剔。
万通六君子每个人都个性鲜明，性格迥异。但是他们却相互取长补短，共进共退。尤其是潘石屹和冯仑的合作可谓是天作之合。冯仑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精粹，而潘石屹身上则体现了商业文化的创造力、过人精明和富有效率的执行能力。没有冯仑，潘石屹无法在创业初期获得中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必须的稀缺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而没有潘石屹，冯仑则无法在万通海南赚得第一桶金后，迅速地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搅得风雷滚滚，风生水起。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团队，万通在初创时期，才能迅速地崛起并成功应对各种潜在危机。
2.创业者需要有过人的胆魄
没有过人的胆魄，没有超人的胸怀，就不会有非同凡响的成就。“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少年毛泽东就有如此的豪情。正是有了远大的抱负，才促使毛泽东投身到火热的救国救民的运动中。可以说，他的成就与他高人一等气魄密切相关。
同样，创业者也需要有过人的气魄才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到他的成功时，就说到了他的成功理念，重要的一环就是“胆魄领导，领先半步”。他说起经济界比较热门的企业产权明晰和国际化战略时牵出了这个致胜法则。的确，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随时可能出现许多机会，随时会有人第一个抓住机会，但更多的是跟着别人跑的人。后一种人不可能获得大成功。大成功属于第一个抓住机会，并大胆利用机会的人。刘永好说他的新希望集团，就是常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经常领先别人半步。“领先半步”的优势，常常就是准确的判断加上大胆的实践。
没有胆魄，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因为，成功的前提是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而选择了，就可能有风险。没有胆魄，你就既不敢选择，不敢承担风险。我们不得不佩服潘石屹当年创业时期的胆魄。面对已经“积压”在手里的别墅，大部分的人的想法是只要有利润就尽快出手。而潘石屹在谈判过程中却展现了超乎常人的做法，不紧不慢，在利润相当可观的情况之下，依然抬高价格。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有可能因为这个决定，8栋别墅就彻底砸在手里了，后来的万通辉煌以及潘石屹的地产大业可能都不复存在。但是潘石屹就是这样做了，抛开他精干的营销才能，最重要的就是他拥有过人的胆魄。
第四道坎：海南房地产泡沫，万通生死抉择
正当万通在海南炒地产炒得如火如荼之时，危机却悄悄降临。在海南炒地产的人可谓成千上万，大规模的炒作也带来了经济泡沫。面对危机，如果继续在海南炒房，待到泡沫破灭之时，万通也将万劫不复。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潘石屹他们该如何抉择呢？
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万通就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万通六君子的胆子越来越大，当时冯仑就说：“没钱都赚钱，有钱还不赚大钱。”万通六君子的信心一下子树立起来。
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与炒地产相伴随的往往是权钱交易。并且，大规模的土地炒作，也带来了经济泡沫。只不过，当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
冯仑曾经这样描述当时海南房地产的狂热情形：“那时候炒房近乎狂热，大家天天打招呼，都是说不留神又赚钱了，那个时候给小费，一次性给20万。当时海口本土人口不到30万，整个海南岛600万人，20%在城市里，剩下的都在乡下。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口基数，海南省的房地产公司却达到了1.8万家。”
近两万家房地产公司啊，平均80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这些公司当然不都是为了盖房子。事实上，大部分人和潘石屹一样，都是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不过他们手中传递的不是花，而是地皮和房子。每个玩家都想在游戏结束前把手中的“花”传给下一个人，但是最终“花”还是要砸在一些人手里。
当时海南房地产可谓是热火朝天，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包括大型国企以及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当时有着一个非常盛行的说法“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镂花”。满大街都是操北方各省口音的炒房炒地者，他们口中吐出一个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数字背后却只是一块不毛之地，或者刚刚挖了一个坑的“大厦”。
时隔多年，下面这组数据依然让我们心有余悸。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600多万元\/亩；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通过这组数据可以发现海南省当时的房地产热度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潘石屹意识到了现实情况的严重性。
有一天，潘石屹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到海口市规划局查找资料，不料却吃了闭门羹。潘石屹无奈之下，下楼买了五斤桔子和一条三五烟放在这位工作人员的桌子上，于是所有的数据资料可以随便翻阅。
看完了自己要了解的楼盘情况，潘石屹有顺带翻阅了一些其他资料，结果两个数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海口当时的人均住房报建面积是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地方，居然比首都多出如此之多，凭着商人的直觉，潘石屹感觉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
果不其然，1993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16条整顿措施可谓招招致命。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海南房地产热浪应声而落，数千家开发商捐款逃离。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至此，海南经济泡沫宣告破灭。潘石屹以及众兄弟，该何去何从呢？
潘石屹的战术
1.居安思危，抬头看路
当整个海南省都沉浸在一片热血沸腾之时，潘石屹却并没有因为赚钱容易而变得失去理智。当很多人都在将一个大坑炒成一座大厦，甚至一个大坑被当作大厦转手十几次也无人知晓它只是一个大坑时，他竟然锲而不舍地要求去海口市规划局查看房地产项目资料。这就有了上文提到的在地产界人人皆知的“五斤桔子逃生记”。我们不得不佩服潘石屹当时居安思危的意识。
其实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潘石屹在公司赚得第一桶金之后就曾想过把业务带出海南。几年没有回家的潘石屹，想到了可否在家乡发展业务。那时的潘石屹已经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也不是刚刚下海时那样的囊中羞涩，经过几年的打拼，特别是在和“万通六君子”聚首之后，潘石屹已经赚了不少钱。
现在的潘石屹不仅形象体面，同时也可以吃上一顿好饭，出门乘坐出租车。不过由于当时的西北的确是太穷了，整个环境让潘石屹看不到任何投资价值，在转了一圈之后，潘石屹决定放弃这个念想。虽然，回家拓展业务不成，但居安思危，抬头看路的潘石屹已经在开始寻找避开危机的办法了。
3.受命回京，分散风险
虽然潘石屹通过在规划局看到的数字意识到了危机，不过在整个避开房地产泡沫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冯仑。由于冯仑曾经在仕途中广结人脉，他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就得到了来自北京政策层面的比较充分的消息。正是这些信息坚定了万通撤出海南的决心。
潘石屹、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口的北方大厦紧急开了个会，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分散现有的风险。冯仑当时就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的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地。”开会讨论时，还有一些人表示了犹豫，不过王功权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相当作用，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功权非常坚决，并表示撤出海南，前往北京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不执行就撤谁的职务！
在大家都同意撤出海南，前往北京之后，接下来就有一个派谁先去的问题。由于在六个人中，潘石屹的商业敏感度最强，所以大家都比较倾向于让潘石屹先去探路。潘石屹自己也比较清楚自己的优势，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先去。就这样，潘石屹从公司领了5万元差旅费，踏上了北上的征途。这也是万通能够全身而退撤出当时经济濒临崩溃的海南，挥师北上的开始。
坎外真经
1.企业家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判断的企业家。如果他总是一味轻信别人，人云亦云；或者，他总是被现实呈现的表象所迷惑，那他拥有都只能成为多数人，不可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领袖。潘石屹及冯仑等在那个众人对房地产趋之若鹜的年代，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意识到房地产的泡沫危机，这才有了后来万通的全身而退。
世界最大零售企业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并不是高新技术发烧友，但是在1983年，他听取了一个下属的24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这个人就是负责公司数据处理的格伦·哈伯恩，他建议建立一个卫星系统。
沃尔玛无疑将成为尝试这项技术的第一个吃螃蟹的零售企业。风险是存在的，当时企业的大部分高管都反对尝试这项技术。但萨姆·沃尔顿却看到了它的两大卖点，第一就是它有助于事必躬亲的沃尔顿与员工之间的交流，因为沃尔顿坚持到每一个店铺视察，但随着连锁店数量的扩张，这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就是卫星系统有助于沃尔顿及时了解库存、跟踪每个店的日销售额、新产品的上架等问题。于是萨姆·沃尔顿力排众议选择支持这个项目。
四年之后，卫星系统的建成使得沃尔玛的销售业绩一路飘红。1985年，卫星系统完工前两年，沃尔玛的销售额为84亿美元，而10年后已经升至936亿美元，再10年后达到28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
通用前总裁韦尔奇在这方面更是一个传奇。1981年4月1日，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公司第八任董事长。当时从表面上看，它是个总资产250亿美元的大公司，年利润额为15亿美元，拥有40多万名雇员。员工们自豪地把通用电气公司形容成一个“超级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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