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大患真在北，蛇豕食上国

　　10月14日，胡汉民被解除软禁，前往上海，借住在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孙科的房子里。孙科从广州返回上海，住在另外一所房子里。不久，胡汉民就让黄居素请来王亚樵，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王九先生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敢于拔刀相助，汉民我十分佩服。”

　　聊起八个多月的软禁生活，胡汉民感慨不已。他打开“话匣子”，介绍说：

　　我自汤山回双龙巷，楼下住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军警，这些事，蒋介石当然很清楚。到7月13日，又迁往香铺营，香铺营是庸之（即孔祥熙）的住所。当时外面空气很紧，西南有北伐之说，庸之再三劝我移居，说那边地方大些，至再至三，我才迁居了去。到9月中，真如（即陈铭枢）、溥泉（即张继）、孑民（即蔡元培）诸人，奔走粤宁，倡什么和议。10月11日，真如到我处，他说：“介石因粤方坚持须先恢复先生自由，到了上海，然后再谈和议，所以已有意送先生到上海了，我看先生要快些走，一迟便又要变卦。”

　　10月12日上午，真如、溥泉等又来，他们说：“介石想见一见先生。”我说：“我可以去看他，礼尚往来，他上次来过，这一次我应该去。”于是和真如等约定13日下午3时，与蒋介石在总理陵园会晤。

　　13日下午，由真如、溥泉等陪我到陵园，见了蒋介石，寒暄了一会儿，那时是“九一八”之后，蒋介石问我对日办法，我略微谈谈我的意见，并力说倚赖国联之非。大约谈了20分钟，便相别。这一谈，决定14日早快车到上海，蒋介石还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

　　14日晨，许多人都到庸之宅为我送行，蒋介石也来了，一见面，又说：“请胡先生原谅，我前时所做的都错了，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我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该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哪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起，这却是大错。”

　　“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蒋介石微笑狡猾地问。

　　“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利的斗争，党以此不团结，党的力量因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因此完全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先生逝世以后，你都是很清楚的，从今以后……”这正想继续发挥我的意见，要蒋介石注意，静江大概怕我说差了话，便顾左右而言他，高声说：“今天天气凉爽，胡先生到上海去，长途中也舒服些。”又说，“时候不早了，应该动身罢。”蒋介石说：“8点钟我本来要开会，现在迟了，我先走了。”

　　“‘草头蒋’目无法纪，为所欲为，对于这样的独裁者，与他讲道理讲不通；即使讲通了，他也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对付这样的小人，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按规矩出牌，以命抗争！胡老先生，我王九纵横江湖多年，安身立命，凭借的只是诚信二字。你放心，不杀掉这个祸国殃民的‘草头蒋’，我誓不为人！”

　　“王九先生，据我所知，你与真如（即陈铭枢）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你的情况，他都给我作过详细介绍，我很欣赏你的为人。这样吧，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先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给他一次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机会。‘锄草’之事，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胡汉民一边劝慰，一边拿出一张宣纸，递给王亚樵，说，“最近，日军在东北为非作歹，烧杀抢掠，而国军却不做任何抵抗，这无异于拱手将东北大好河山献给列强，真是作孽啊！听说王九先生也爱吟诗填词，这首近作送给你，请多多批评指正。”

　　王亚樵展开宣纸，一股墨香扑鼻而来，清秀的汉隶映入眼帘。在《和大厂中秋感赋十用侧韵》中，胡汉民挥毫写道：

　　新朔虽已更，

　　旧节能勿忆？

　　一日有圆蚀，

　　万人共兴息。

　　吾道岂其南，

　　大患真在北。

　　蛟龙失常驭，

　　蛇豕食上国。

　　沈茭糜有功，

　　煎豆日惟迫。

　　我亡唇及齿，

　　天破日可塞。

　　当时养兔蟾，

　　荆文太仁恻。

　　“胡老先生的确是大手笔，出语不凡，特别是‘大患真在北’，‘蛇豕食上国’，一针见血，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今后，只要是为国为民，你一句话，我王九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所不辞。”

　　“王九先生快人快语，敢作敢为，不愧为江淮大侠！”

　　10月22日，在胡汉民住处，蒋介石、汪精卫相约登门洽谈。六年之后，国民党三巨头再次见面，商议重新联合事宜。众人落座后，大家你看我，我看他，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谁先发言才合适。

　　僵持半天，胡汉民资历最老，他请汪精卫先讲。

　　汪精卫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为解决一切，共赴国难。”

　　蒋介石接着说：“本人也像精卫先生所言，公而忘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

　　三个小时后，会谈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蒋介石满脸堆笑，与胡汉民、汪精卫握手告别，然后，乘车到龙华机场，飞回南京。从此，胡汉民与蒋介石各奔东西，生前再未谋面。当晚，蒋介石心绪不宁，难以成眠，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粤方提出条件，意在推倒中央现在组织，否认政府根本法纪，而展堂持之尤坚。……展堂何尚有意捣乱哉？其将使余进退两难矣。夫若辈既不敢负此国政重任，又不肯知难而退，更不肯置之不问，真令人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又可怜也！

　　宁粤和谈，时断时续，火药味颇浓。胡汉民不改本色，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反对国民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解决日本侵略问题。他批评政府：“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进而指出，“国联只是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剧院，只是世界一些弱小民族的屠场，国联不会有正义，不会有公道，本身更不会有能力。”

　　11月25日，胡汉民在胡木兰、秘书王养冲的陪同下，与伍朝枢、马超俊等人一起，同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因为手头拮据，动身前，他特意请王亚樵吃饭、话别，顺便提出借款，王亚樵爽快答应。第二天，王亚樵就让郑抱真送来了1万元。胡汉民要打借条，郑抱真说：“来的时候，九哥吩咐过了，这1万元是他孝敬你的。”

　　“那……那好吧。请你转告王九先生，欢迎他到香港来。”

　　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在两广将领等的强烈要求下，第二次被迫下野。四年前的8月13日，在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威逼下，蒋介石曾下野四个多月。这一次下野后，南京、上海、广州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不久，南京成立了以西南派为主的孙科内阁，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从1932年1月1日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派”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反蒋重镇，胡汉民被奉为“西南派”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