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北顾延河非孤云

　　连日来，王亚樵表面上照吃照喝照睡照打麻将，没事的时候还会化装，与“哼哈二将”一起，到西江边上走一走，看看南国风景，可是，他的心底却像滚滚东去的西江水，从来没有平静过。

　　余立奎被抓，让王亚樵深感意外。离开香港，他还坚持给余家按月寄去生活费，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引火烧身。王亚樵却语重心长地解释说：“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情谊。立奎是我的人，跟我多年，为反对‘草头蒋’做了许多贡献。现在身陷囹圄，我们岂能自顾个人安危，与他断绝联系？我也知道，军统特务的嗅觉很灵，但我们在广西这个独立王国，他们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又敢怎样？……如果没有戴笠的严密保护，我早叫‘草头蒋’去见阎王爷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假如，有朝一日，你们这些弟兄，谁遭到了军统特务暗害，我一定把账记在戴笠头上，向他讨还血债；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要想方设法，在十年之内，替我报仇雪恨，叫戴笠不得好死！”

　　随后，他还给身在香港的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去信，请他们代为筹集巨款，想办法将余立奎从监狱里“捞”出来，但泥牛入海，未见回音；他又去找回乡闲居的李济深商量，李济深自己没有这个力量，亲自跑到南宁向李宗仁游说，也没有筹到……

　　梧州景色好，绝非久留地。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呢？香港、上海，都是险地；南宁投靠了南京，眼下虽然没有问题，长久可不好说。思来想去，只有听取郑抱真、余亚农等人的劝告，走最后一步棋，到反蒋最为坚决的延安，投奔共产党。

　　可是，他们能够收留自己吗？

　　说起来，王亚樵与共产党已经打过多年交道，还多次为地下党雪中送炭。

　　1924年3月，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后，直接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记得立三同志与先兄亚樵常常谈论到深夜。王亚樵发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对曹锟贿选，曾得到立三同志的很大支持。而组织‘上海劳工总工会’，也是亚樵与立三同志合作，劳工总会骨干多由立三同志推荐、选定。”王述樵曾经回忆说。

　　王亚樵的忘年交陈惘之是地下党。经他介绍，王亚樵的干女儿尹彭杰也加入了党组织。当时，陈惘之没有正式工作，妻子是沪西小沙渡一家外资纱厂的工人，收入微薄。一家三口，住在劳勃生路（今普陀区长寿路）的岳母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揭不开锅，他就会找王亚樵求援，而王亚樵总是有求必应。为了不增添他的思想负担，给钱的时候，王亚樵还不无黑色幽默地声明：“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你只管用，不必还。”

　　1931年4月，王亚樵受西南派委托，正在谋划刺杀“草头蒋”。一天，李克农通过陈惘之，秘密约见王亚樵。虽然两个人并不认识，但王亚樵早就知道，李克农是安徽巢县老乡，比自己小10岁，在上海滩，李克农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头不小。

　　在一家茶馆，两个人对面而坐。李克农憨厚得像一个农民，但充满内秀，对王亚樵的经历了如指掌。他带来了党组织的一封邀请信。王亚樵打开一看，信不长，但很有分量，先是充分肯定王亚樵疾恶如仇、敢打敢拼的反蒋风格，然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他去江西苏区，参加革命部队；二是请他加入中共地下武装，并出任负责人。

　　李克农说：“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对于手握百万雄师的蒋介石，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奏效。不知道王大哥意下如何？”

　　王亚樵喝了一口茶，说：“你们能够为我着想，我很感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王九在江湖上闯荡多年，天马行空惯了，恐怕不能习惯贵党铁的纪律啊。”

　　“任何事情，都有个习惯过程。对于王先生，我们也不会勉为其难的。”

　　“这个我知道。我觉得，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王先生，你手中的这封信很重要。摊开了是一条路，竖起来就可能是一堵墙啊，请你三思。”

　　王亚樵淡淡一笑，说：“这样说，就有些言重了。”他掏出火柴，将邀请信烧掉，说，“我既不摊开，也不竖起，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可以请你捎句话，一是感谢贵党的信任，二是以后贵党有需要我王九的地方，我一定会头拱地去办。”

　　时隔多日，一天，陈惘之（时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找到华克之，说：“家里（指地下党）有个难题，你看谁能帮助解这个燃眉之急？”

　　原来，南京政府为了封锁地下党的消息和舆论宣传，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上海地区的印刷厂一律不准承印中共报刊，违规者，一律查封，并没收全部财产，因此，《红旗日报》等秘密报刊无人敢印。《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创刊，从1931年2月24日起，成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报。

　　华克之说：“这种顶风作案的事，只有找王九大哥试试。”

　　改日，他俩来到郑抱真家，王亚樵应约而来。

　　王亚樵想了想，说：“最好是自己办一家印刷厂，这样，不受制于人，还利于保密。”

　　但是，开办一家印刷厂，需要一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几个人都觉得王亚樵的意见很中肯，可是，谁也没有能力筹措这笔巨款。

　　“说实在的，我也是兜比脸干净，身无分文。但是，这件事意义重大，我虽然不能打包票，也要试一试。三天后，咱们在这里再见。”

　　说吧，王亚樵起身先走了。

　　三天后，王亚樵将一张上海商业银行的支票，交给华克之。华克之接过来一看，十分惊诧，竟有7500元；支票上面，还有英文签字。“王九大哥真是神通广大啊！”

　　秘密印刷厂开业后，为了答谢王亚樵，陈惘之邀请他去参观一下。王亚樵摆摆手，既不想知道具体地点，也不愿意了解有关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祝它长寿！”

　　王亚樵漫步西江，看潮起潮落，望舟来船往，思前想后，唯一的去处，只有遥远的陕北高原，但是，过去曾经谢绝人家好意，无形中，与他们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关山万里，如果贸然前往，人家不予收留，自己的这张老脸倒是其次，拖家带口十几人，上天天不应，下地地不留，可怎么办呢？

　　9月27日，他与王亚瑛、郑抱真、余亚农等人，乘坐快艇，直奔李圩子，向刚刚返回苍梧的李济深求教。听完他的倾诉，李济深仰起脖子，哈哈大笑。

　　“任公，难道我的想法太幼稚，值得嘲笑？”王亚樵满面羞红，只有被烟头烫出的麻子泛着白光。

　　“不不不，老九啊，你误会了。”李济深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解释说，“我不笑你别的，单要笑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都不怕的猛汉子，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呢。”

　　接着，李济深现身说法，谈了自己与共产党“不打不相识”的曲折经历。他说：“我与中共的许多领导人，都曾经团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一起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与有些人还在一块共过事，有的还是好朋友。我与中共现在的一把手毛泽东，认识得很早。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他是湖南代表，会议期间，他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当年，我是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粤军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记得在2月上旬，大会结束后，他离开广州之前，到湖南乡贤谭延闿（“一大”24名执委之一）处辞行，正巧，那天我在谭先生家拜访。因此，我们两个人就相识了。我与周恩来，关系更近一些。黄埔军校成立后，我是教练部少将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周先生刚从法国归来，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我任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上将。10月，我率领四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我俩共过患难。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后来，由于国共两党政见相左，我们这些人不得不各为其主，展开生死搏斗。‘四一二’之后，全国清党，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大开杀戒，三天后，也就是4月15日，我在广州坐镇指挥，全力跟进。后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都是由我派军队‘围剿’而失败的……可以说，我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但是，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独裁者，才是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道理很简单，独裁是民主的敌人。独裁者君临天下，在他的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除了他是人，其他的人不是他的走狗、奴才，就是他的敌人。以一己智慧而牺牲天下智慧，以一己财富而鲸吞天下财富，不反他何言公理？何言人权？1935年7月，我在香港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口号，得到中共支持。前不久，他们派人来做统战工作，毛先生还给我写信，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争纲领订立新的协定，共同向着抗日救国目标致其最精诚之努力。’王九先生，你看看，我与中共都能言归于好，你帮助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们能拒你们于千里之外吗？”

　　“听了任公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王亚樵的心情，像雷阵雨之后，立刻明朗。在座的人，也是欢欣鼓舞，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希望之光。

　　“不过，”王亚樵有点不好意思地干咳嗽了一下，说，“我现在是在走麦城，这个时候去投奔他们，会不会……”

　　“王九啊，你多虑了。你知道，古今中外，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匹夫，能够与一国之君单练十来年，而且让其整日胆战心惊，一提起你来就牙痛。世无陈涉焉辞责，客有要离愿共游。你想想，北伐以来，老蒋大搞家天下，引起众怒，多少人提兵几万、几十万，与他拼杀，他都不怕，为何单单憷你？这叫四两拨千斤，一物降一物。王九啊，你的独特价值，谁也比不了。”

　　“谢谢任公勉励。”王亚樵有些不好意思，喝了一口茶，说，“共产党喜欢搞群众运动，集体作战，而我们这些人，从来都是单打独斗。我们去延安，能干什么呢？”

　　“以我之见，他们的集体作战与你们的单打独斗，就像中医汤药与西医的手术刀一样，缺一不可。中医治病，讲究治本，需要下慢工夫治本；而西医的手术刀，则直奔患处，刀到病除，治标。推翻独裁政权，需要集体作战，从执政基础上瓦解敌人；也需要单打独斗，擒贼先擒王，铲除独裁者及其恶走狗。这样，标本兼治，疗效才好啊！”

　　当天晚上，李济深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把王亚樵介绍给他。

　　次日，王亚樵郑重地把这封引荐信和2000元路费，交给了余亚农、张献廷，嘱咐他俩注意安全，日夜兼程，早日归来。望着余亚农、张献廷渐行渐远的身影，王亚樵对身边的战友交代说：“白健生反共不在‘草头蒋’之下，我们秘密投共之事一定要严格保密，谁也不能外传。一旦风声泄露，让白健生知道了，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入夜，天降暴雨，狂风掀起西江的巨浪，如雷声滚滚，经久不息。王亚瑛劝他早点安歇，但王亚樵毫无睡意。灯光下，他百感交集，铺纸挥毫，填了一首《念奴娇》：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忍忍东倭猖寇。

　　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