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故土难离，故人难忘(3)

　　青岛不产水果，但是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

　　例如莱阳梨。此梨产在莱阳的五龙河畔，因沙地肥沃，故品质特佳。外表不好看，皮又粗糙，但其细嫩酥脆甜而多浆，绝无渣滓，美得令人难以相信。大的每个重十台两以上。再如肥城桃，皮破则汁流，真正是所谓水蜜桃，海内无其匹，吃一个抵得半饱。今之人多喜怀乡，动辄曰吾乡之梨如何，吾乡之桃如何，其夸张心理可以理解。但如食之以莱阳梨、肥城桃，两相比较，恐将哑然失笑。其他如烟台之香蕉苹果、玫瑰葡萄，也是青岛市面上常见的上品。

　　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迈，内心敦厚温和。宦场中人，大部分肉食者鄙，各地皆然，固无足论。观风问俗，宜对庶民着眼。青岛民风淳厚，每于细民中见之。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与一角，路程远则付二角，无争论者。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有人说这是德国人留下的无形的制度，无论如何这种作风能维持很久便是难能可贵。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绍其余绪？

　　我家里请了一位厨师老张，他是一位异人。他的手艺不错，蒸馒头、烧牛尾，都很擅长。每晚膳事完毕，沐浴更衣外出，夜深始返。我看他面色苍白消瘦，疑其吸毒涉赌。我每日给他菜钱二元，有时候他只飨我以白菜豆腐之类，勉强可以果腹而已。我问他何以至此，他惨笑不答。过几天忽然大鱼大肉罗列满桌，俨若筵席，我又问其所以，他仍微笑不语。我懂了，一定是昨晚赌场大赢。几番叮问之后，他最后迸出这样的一句：“这就是一点良心！”

　　我赁屋于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我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有人叹曰：“此君子国也。”

　　我在青岛居住四年，往事如烟。如今隔了半个世纪，人事全非，山川有异。悬想可以久居之地，乃成为缥缈之乡！噫！

　　忆《新月》

　　《新月》杂志是民国十六年出版的，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我对它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不清。前些时在友人处居然看到了十几本《新月》，虽然纸张有些焦黄，脊背有些虫蚀，却好像是旧友重逢，觉得非常亲切，不知这几本杂志看到了我如今这老丑的样子是否也有一点伤感。

　　办杂志是稀松平常的事。哪个喜欢摇摇笔杆的人不想办个杂志？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其中甘苦谁都晓得。

　　《新月》不过是近数十年来无数刊物中之一，在三四年的销行之后便停刊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述的。不过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作“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我有时候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地缄默，不加以辩白，恐怕这一段事实将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一段回忆的主要动机。胡适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办《新月》杂志的一伙人，不屑于变狐变狗。“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时候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即可以把人压个半死。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真是一个人，帽子是压不倒他的。

　　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南京近郊，当时局势很乱。我和余上沅都在东南大学教书，同住在学校对门蓁巷四号，我们听到炮声隆隆，看到街上兵荒马乱，成群的散兵游勇在到处拉夫抓车，我们便商量应变的方策，决定携眷到上海再说。于是把衣物书籍装箱存在学校图书馆里，我们闯到下关搭船到了上海。学校一时无法开学，后来开学之后我们也不在被续聘之列，我们只好留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是受了内战之赐。

　　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平的国立八校经常在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亦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其中一部分逃到上海。

　　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时候到了上海居住。

　　同时有一批批的留学生自海外归来。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人在外国久长居留做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流连忘返。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

　　上海是热闹的地方，究竟是个弹丸之地，我和上沅到了上海之后立刻就找到了我们所熟识的朋友们。我起先住旅馆，随后住到潘光旦家里，终于在爱文义路租到了房子。有一天遇到余上沅，他告诉我他也有了住处，可是地点尚未确定，这话说得有些蹊跷，原来是徐志摩、胡适之几位想要在上海办一个杂志并且开一爿书店，约他去代为经营，想物色一幢小小的房屋，楼下作为办事处，楼上由他居住。后来选中了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

　　两个人办不了一个杂志，于是徐志摩四处访友，约集了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和我。那时候杂志还没有名称。

　　热心奔走此事的是志摩和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

　　此外我们几个人对于此事并无成见，以潘光旦寓所为中心，我们经常聚首，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个刊物，所以我们同意了参加这个刊物的编辑。上沅传出了消息，杂志定名为“新月”，显然这是志摩的意思，因为在北平原有一个“新月社”，“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泰戈尔的一部诗《新月集》，泰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分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我没有参加过北平的新月社，那时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参加过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不过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名称，因为这名称，至少在上海还是新鲜的，并不带有任何色彩。后来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我们把这意见告诉了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新月》创刊时，编辑工作是由五个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志摩是一团热心，不大讲究什么办事手续，可是他一团和气，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胡先生事实上是领袖人物，但是他从不以领袖自居。

　　《新月》出版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清新。从外貌上看就特别，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

　　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方的版型大概是袭取英国十九世纪末的着名文艺杂志Yellow Book 的形式。这所谓的“黄皮书”是一种季刊，刊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年，内有诗、小说、散文，作者包括Henry James，Edmund Gosse，Max Beerbohm，Earnest Dawson，W.H.Davis 等，最引人注意的是多幅的AubreyBeardsley 的画，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欢它。《新月》模仿了黄皮书的形式，却很少人注意到，因为国内很少人看到过这黄皮书。假使左派仁兄们也知道有所谓黄皮书者，恐怕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一个可以大肆抨击的题目。

　　《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我们的态度》一文，是志摩的手笔，好像是包括了我们的共同信仰，但是也很笼统，只举出了“健康与尊严”二义。

　　以我个人而论，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传统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运动的革新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教授白壁德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浪漫的倾向。同时我对于当时上海叫嚣最力的“普罗文学运动”也不以为然。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这些文字发表在《新月》上，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并不代表《新月》。我是独力作战，《新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支持我，《新月》杂志上除了我写的文字之外没有一篇文字接触到普罗文学。

　　提起普罗文学运动，需略加解释。一切的文学运动都是对于原来的文学传统加以修正的，总是针对当时文学之弊而加以改进。就是介绍外国的文艺思潮，也无非是供作借镜，以为参考之用。而且文学运动总是以文学为主体，文学范围之内的运动。唯普罗文学则异于是，它突如其来，把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念一笔抹杀，生吞活剥地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政治、经济的理论硬塞进去，好像文学除了当作某些人的武器使用之外便无价值可言。这一运动还不是本国土生土长的，更不是自发自止的，乃是奉命开锣奉命收台的，而且是奉的苏俄共产党之命！ Max Eastman 有一本书，名《穿制服的艺术家》（Artists inUniform ）记述苏俄共党中央如何发号施令、如何策动操纵各地的这一普罗文学运动甚为详尽，可惜此书出版在稍后几年，否则真可以令当时在上海搞普罗文学运动的人们当场出彩。普罗文学运动不出几年的工夫便奉命收场，烟消火灭，这足以说明当初运动火炽的时候是多么言不由衷！我在《新月》上一连发表了几篇文字，如《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所谓文艺政策者》……我的主旨在说明文学的性质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写，并无所谓“阶级性”（见我的《偏见集》，正中书局二十三年版）。这几篇文字触怒了左派的人士，于是对我发起围剿。最先挺身出马的不是别位，正是以写杂感着名的鲁迅。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着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用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做人身攻击。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才。左派先生们是不大择手段的，像鲁迅的文字还算是比较光明的，像“叶灵凤”其人者便给我捏造故事编为小说（见《现代小说》第二期），还有小报（自称为工人所办的小报）登些不堪入目的猥亵文字来污辱我，较比鲁迅当年的两颗黄色大门牙之被人奚落，其雅俗之分又不可以道理计。最可恼的是居然有人半夜三更打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便破口大骂一声而把电话挂断。像这一类的困扰，倒是颇有一点普罗滋味。

　　普罗文学运动，像其他的许多运动一样，只是空嚷嚷一阵，既未开花，亦未结果，因为根本没有生根。所以我提出“拿货色来”的要求之后，连鲁迅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是无法抵拒的要求。没有货色，嚷嚷什么运动？而货色又绝不是嚷嚷就出得来的。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的名句，好在里面有深厚的热情，对高官贵人豪商富贾的奢侈生活表示鄙夷讽刺，对饥饿的人民表示同情。但是杜甫上三大礼赋前前后后之卑躬屈节的希求仕进，就不能赢得后人的尊敬。过去的文学家，靠了阿谀当道而青云直上跻身庙堂者比比皆是，而他们的作品之流芳百世者大概都是人世酸辛的写照。我们中国的近代社会，尤其是自从所谓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以后，大多数的人民确是水深火热，真是民不聊生，而在上者又确实肉食者鄙。文学家尽可口诛笔伐扶弱济贫一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又何必乞灵于苏俄的文艺政策，借助于唯物史观？我在《新月》上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但是也没有忘记抨击浪漫颓废的倾向。我的一篇《文人有行》便使得许多人觉得不好受，以为我是在指责他。郁达夫便是其中的一个。郁达夫原是属于浪漫颓废一类型，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在《北新》半月刊里连载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

　　为左派推波助澜！《拜金艺术》是一本肤浅而荒谬的东西，但是写得火辣辣的，颇有刺激性，所以很时髦，合于“左”倾分子的口味与程度。

　　《新月》杂志在文化思想以及争取民主自由方面也出了一点力。最初是胡适之先生写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两篇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大致是平实的，至少在态度方面是“善意的批评”，在文字方面也是温和的，可是那时候有一股凌厉的政风，不知什么人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只许信仰，不许批评。胡先生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一个人？”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朋友如丁鷇音、熊克武、但懋辛都力劝他不可发表这些文章，并且进一步要当时做编辑的我来临时把稿径行抽出，胡先生还是坚决要发表。发表之后果然有了反响。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得外寄，这一措施延长到相当久的时候才撤销。胡先生写信给胡展堂先生抗议，所得的回答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 月× 日来京到……一谈。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胡委员秘书处谨启。”这一封信，我们都看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胡先生没有去，可是此后也没有再继续发表这一类的文字，这两篇文章也不见于现行远东版《胡适文存》中。

　　我写了一篇《论思想统一》也是主张思想自由的。这时节罗隆基自海外归来，一连串写了好几篇论人权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先是以胡先生为校长的中国公学，平静的校园里起了涟漪，由本校学生组成的党的区分部行文给本校校长指责他应在礼堂里悬挂总理遗像，应在纪念周宣读总理遗嘱。后来中央通令全国大专学校设党义研究室，大学教职员必须研究党义。各大学都遵命成立党义研究室，里面陈列着应该陈列的书刊，有多少人进去研究虽不可考，我们几个人确是受益不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更进一步研读了一些不应该不读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