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邓小平，你在哪里？”(1)

　　沉重的哀乐以及连接在哀乐中的那个悲痛而又浑厚的嗓音，一遍遍掠过邓小平的心田。这些声音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如此复杂的回响，连邓小平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似乎被那个声音击倒了。他的身影与他的座椅在那一天的下午四点整，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塑。

　　直到卓琳惊惶地跑进他的书房，对他说：你听到了么？老兄你怎么啦？

　　邓小平的视线凝向天空，窗外若有若无的秋风里，那几片最先枯黄的叶子在颤抖着。

　　那些声音是如此的混杂和繁复，仿佛是一下子难以理出头绪的多声部，既有缓慢而沉重的节律，也夹杂着一个充满体谅和期许的嗓音，那嗓音的内容似乎是“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甚至夹杂着自己的大儿子朴方的轮椅碾过走廊时嘎吱嘎吱的声响，那声音连着十年前一个年轻人从北大物理楼的四楼突然坠落于地时令人心悸的闷响；所有的这些声音一时间都在邓小平耳边轰鸣，无序而又混杂，一波又一波，不肯止歇。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间。那天晚餐，邓小平吃得很少，直到洗脚上床时他也没觉着饿。在熄灯以后的黑暗中，这种复杂的多声部的声音，仍旧是一波又一波地袭来，直到五更时分这些杂乱的声音被他的咳嗽声所取代。

　　咳嗽声来得很猛烈，他翻身坐了起来。

　　黑暗中立刻传来卓琳不安的声音：老兄，你怎么啦？

　　卓琳拧开台灯，下了自己的床，把一只痰盂端到邓小平的床前。

　　邓小平清了清嗓子，半晌，说了句：睡不着啊。

　　他的手伸向桌面，想摸烟，但马上被卓琳按住了，卓琳说现在抽烟不好。

　　于是邓小平不再动弹了，他的目光盯着还没有发亮的窗外，久久没有移开。

　　卓琳说，我也睡不着，我想起延安了，那时候延安的阳光可真是亮。卓琳后来又说，老兄啊，岂止你睡不着，我看全中国百姓都没睡稳觉。

　　邓小平一直没有吭声。后来，只说了一句话：追悼会，我想去参加。

　　卓琳没有应答，没有评说这个主意妥当还是不妥当，她知道她的丈夫考虑得很多，那是个政治被搞得很复杂的年代。

　　没过几天，邓小平请求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报告就被转递了上去。转递者是住在他宅院前面那排房子里的两位中央办公厅人员。这两个人既负责警卫更负责监管，他们负责及时向上报告“右倾翻案风头子”邓小平的一举一动。

　　只过了两天，答复的口信便传下来了，传达中央口信的是汪东兴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带话说，你还是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

　　那一刻，邓小平的腹部就有一个位置隐隐地痛了一下。他当时没有在意那只是神经受到刺激抽搐了一下，还是腹部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病患。很多天后，他才明白是前列腺的问题。

　　邓小平一时没有说话。

　　这时候，卓琳说，我料到会这样。

　　那天晚上，起风了。不仅是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花圈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大江南北所有中国百姓扎的那些白色的纸花都在风中轻微地打颤。

　　这个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一月份，天安门广场就堆放过一次花圈，那是送别周总理；六月份，又是花圈，那是送别朱委员长；而到了秋天，真正的秋风还没有来临，大片的枫叶还没有转红，更为揪心的哀乐便又一次无情地敲打着神州大地，夹杂着白色的纸花，又如冬雪一样覆盖着大江南北。人们在哀痛国家失去领袖的同时，好像还在哀痛着别的东西。人们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形态似乎很大，但是又不明白这种恐惧感到底是什么。

　　就在距离宽街两个街区的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里，一位普通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也连续很多个夜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的心里也有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尖利的鼠牙一样啃咬着他那颗躁动的心。

　　这位半年前曾经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蹲过几天号子的名叫夏建国的年轻人，终于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十五天的这个晚上，悄声下床，蹑手蹑脚绕过父母亲的卧房，走到了四合院里，接着，又犹犹豫豫地敲响了对门邻居田家的一扇小窗户。那扇小窗户属于比他小两岁的伙伴田源。

　　田源的起身也是蹑手蹑脚的。他们俩在洒满了月光的院子里，几乎坐到天亮。夏建国再三问他敢不敢去，说如果你不敢去，我就一个人去，又说这张标语是非贴不可的，这样的话也是非说不可的。我们在清明节就是因为这些话，挨了人家的嘴巴子，也蹲过号子。但是，现在又是关键时刻，人民需要被唤醒。我们宁可再挨嘴巴子，再蹲号子，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的，我们无可逃避。

　　说这些话的时候，夏建国的两道剑眉不停地耸动着，似乎要脱鞘似的。

　　田源说，建国，我去，你听见没有，你干吗还要问我？

　　这位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对夏建国的所有提议几乎都愿意跟随。挨打就挨打，号子就号子，他自年初从西双版纳的农垦场“泡病号”回到北京后就压根儿没打算再回去。他想，就在北京坐段时间牢也没啥。自己的父亲在十年前就被关过整整一年的“牛棚”。这年头的中国年轻人，反正看不到人生的前面有什么光亮。

　　这时候，两个年轻人发现一个披着灰色中山装的人出现在他们身后，那是田源的爸爸田志远。田志远先是问儿子，接着又问夏建国，你们刚才说要去哪儿？他问话的时候神态显得很不放心。

　　两个年轻人起先都没有回答，后来田源才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我们商量着去送花圈。

　　作为负责京畿安全的北京公安局长，在听见这样的汇报时，掌心顿然渗出了汗珠，一种他早已有所预料的使人心悸的情况开始出现了，虽然说这一年北京十月上旬的气温还是相当的高。他走到卫生间，用手巾擦了擦掌心和额头，转身对坐在桌前的那位姓陈的派出所所长说，你继续说下去。

　　这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十七天。

　　一直沉浸在悲痛气氛里的首都，果然出现了思想上的“逆流”。这种情况可能是迟早都要来的，但也似乎来得太早了一点。半年之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四五反革命事件”一直让这位公安局长心神不定。

　　这一次出现的异常情况，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西单。派出所的陈所长在汇报中说出了“夏建国”这个名字，这使得公安局长双眉一挑，这是半年之前他十分熟悉的一个名字。据陈所长的汇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夏建国和另外一个叫田源的年轻人起先并没有刷大字标语的迹象，而只有那些来自各个工厂的职工们在张贴各种各样的大标语，比如“继承毛主席遗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这一类的大标语贴满了长安街的两侧，而这两个“居心叵测”的年轻人是在走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的西侧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大字报的。

　　长安街上的路人开始还不觉得什么，当突然发现这张刷上墙的大字报出现了“邓小平你在哪里”的标题后一下子就围了上来。顷刻之间，几乎半个西单的路人都在这张非同寻常的大字报前聚集起来。

　　据当时在场的便衣侦查员向派出所陈所长报告，那个叫夏建国的年轻人不仅从老工人的手里骗取了糨糊桶和糨糊刷子，而且在贴上大字报之后趁势骑在了同伙的脖子上，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向黑压压的群众大声朗读了大字报上的内容，他的嗓音几乎有点声嘶力竭：“毛主席尸骨未寒，江青却在勾结上海帮阴谋抢班夺权，新女皇就要登基啦！看吧，上海的工人民兵已经开始发枪了；听吧，阴谋家们已经吹响了流血的号角。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郑重呼吁，立即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现在的中国需要他带领我们渡过难关。可是，如今邓小平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让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一起呼唤吧：邓大人，你在哪里？”

　　据侦查员报告，人群中呼应的人很多，有人说“邓小平已经被流放到贵州山里了”，还有人尖喊“你们找不到邓小平了，邓小平已经被江青害死了”。

　　陈所长报告说，他与几位民警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分钟内赶到的，那时候人群由于民警的跑近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据便衣侦查员讲，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认识，一个叫夏建国，一个叫田源。当时就有部属建议陈所长派人去这两个人家里面逮人，说是这两个人的家庭地址在半年前早有记录。但是陈所长没有下这个命令，他觉得还是应该迅速向上级报告才是首要之举。

　　在公安局长面前，陈所长一边说一边瞧着自己的脚尖。他并没有向局长汇报的是，他当时是这样训斥那位便衣的：就知道抓人，这么多反革命你抓得过来吗？

　　当时还有人悄声问他：那这张大字报咋办？陈所长的回答是：保护现场，让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多暴露一会儿又有何妨？

　　这时候，陈所长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位老者心领神会地向他伸出了大拇指。陈所长当时就转过了脸，装作没有看见。

　　这后半段的情况，陈所长都咽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并没有向局长汇报。

　　在陈所长走出市公安局大楼的时候，天色阴了下来。

　　他抬眼看看云色，心里想，首都跑不了又要起风暴了，而且这场风暴的中心，跑不了还是“邓小平”这三个字。

　　他走下台阶的时候又想，我这一回要学得聪明点儿，再也不能像半年前那样张牙舞爪，“国家前途”这四个字的分量实在太重了，这是要每个人心里好好掂量的，而不是某个上级的某条命令就能随便定论的。

　　其实夏建国与田源逃离现场的那一刻，还是有人追逐的，只不过不是公安，而是七八个佩戴“首都工人民兵”袖章的年轻人，他们急于建功。

　　幸亏两个报信者把夏建国与田源按在小胡同深处的一个门洞里，让追逐的脚步声像雷声一样渐渐远去，事情才没有变得更糟。报信者一个是夏建国二妹夏小妹，一个是他们同院子的邻居姑娘任燕。两个报信者都像两个逃者一样累得气喘吁吁。夏建国问妹妹怎么会赶过来报信，这才得知是田源的父亲田志远看到了一份清查名单，而这张名单上“夏建国”“田源”的名字赫然在列，顿感事情不妙，赶紧让任燕和夏小妹前来报信，以便让两人躲过一劫。

　　夏建国深知上清查名单的后果，这意味着全面的人身控制。

　　其实，在刚才张贴大字报以及当众演讲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出发前，他就对同院的伙伴田源说过，这一次行动，很可能是要被枪毙的。这不是吓唬你，现在的政治局面比半年前的清明节还要糟糕。说你“现行反革命”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砰”的一枪小命就完了，全国已经死了不少“现反”了。我是豁出去了，你要想一想。

　　田源说，你都豁出去了，我还能不豁出去？半年前怎么干，现在仍旧怎么干。

　　但是夏建国还是心怀侥幸的，他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大字报一贴，然后挥起拳头一舞动，马上就撤。人家也不一定能马上就逮到他，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也就安全了。然而，上了“清查名单”，那就是网里的鱼一样逃不脱了，只能等着人家往砧板上送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危险。

　　他和田源都是下乡知青，一个在黄沙漫天的黄土高原，一个在蚊虫肆虐的西双版纳。年初周恩来总理突然逝世的噩耗使这两位年轻人再也无法待在国家的偏远之处，在互相打了个电报之后，几乎在同一日赶回了北京，也几乎在同一日奔到了群情激奋的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演说和张贴的一张又一张的标语，很快就让便衣人员盯上了他们，而且得知这个姓夏的年轻人的父亲是个“反动学术权威”，而另一个姓田的父亲曾被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革命群众戴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思想必须严格控制的敏感时刻，准备一份清查名单并且立即付诸实施是十分必要的。田源的父亲当然知道“黑名单”的危险，他同时有一个紧急建议托任燕转告两位年轻人：赶快想办法离开北京，去南方找个城市躲一阵儿。

　　谁知夏建国一听这个建议就皱眉，说还能往哪儿躲呢。他半年前由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就逃出北京，往南边躲过一阵子。他在四月五号那天不仅写了诗、朗诵了诗、喊了口号，还带头冲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那个民兵与警察的小灰楼指挥部，把指挥部头头坐的小轿车推倒了，甚至点上了火。那天晚上他是仓皇逃离北京的，他知道他虽然没有被捕，但是名单上肯定有他，还有田源，他不能不逃。那几天他躲的地方是上海，上海有一伙编话剧、演话剧的年轻人掩护了他，让他睡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个话剧排练场里。他们还说要把他的事儿写成一个话剧，争取搬上舞台。可是他最终还是逃离了上海，因为上海的风声后来也紧起来了。现在要躲，又能往哪儿躲呢？

　　田源想了一会儿说，躲啥啊？拼了算了，坐牢就坐牢，枪毙就枪毙。

　　任燕一听这话就火了，说，你们两个，这么自暴自弃干什么？中国还有很多大事儿在等着你们去干呢，田伯伯的“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思路是对的，这是个战略思路，你们一定得走。国家那么大，很多地方其实都控制不过来，到南方躲一躲兴许就躲过这一阵儿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别再磨蹭了。

　　任燕同时转达了田源父亲的另一个意思：目前年轻人务必不要冲动，要冷静，现在中央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肯定会有大的变局。作为年轻人，一定要静观其变，不可盲动。

　　任燕还转述田源父亲的话说，要走就得当机立断，一秒钟都不要耽误，不必回家了。

　　田源突然蹲在地上，举着痉挛的拳头喊，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就是不走，让他们来抓吧！

　　夏建国一把将田源拽起来说，听你爸的，你爸的劝说是对的，姜是老的辣。咱俩分头走吧，我可以去安徽，去我妹妹的村子住几天，田源你去哪儿？田源不说自己去哪儿，只说我看这个社会这样发展下去是没得救了。任燕瞪眼说，田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国家总会有新的变局嘛，你不要自暴自弃嘛，你爸爸不是反复强调“中央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吗？田源说，好，好，我走，我走，干脆一走了之吧，反正也没啥希望了。

　　两人最后确定了各自的撤退路线：夏建国去安徽凤阳县找自己“插队落户”的妹妹夏建红，一方面避难，一方面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怎样发动农民起义的，他说我一直对揭竿而起的朱元璋很感兴趣。而田源则准备去广州躲躲，他说我见机行事吧。

　　任燕对田源决定去广州很是有些惊讶，她说你广州那边有朋友吗？田源不肯回答，神情有些闪烁，只说那儿天高皇帝远，容易躲避牢狱之灾，后来又说，任燕，你别问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