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广东的事，上海的事，安徽的事，历史总结的事(4)

　　任燕明白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意图，心里也便有了底，想着一定要备好功课，完成好社里交代的这次任务。

　　晚上，她去北大看望夏建国的时候，两人走在灯光依稀的校园里，也悄声谈到了这个问题。

　　夏建国说，邓大人敢于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挑战，也真是有胆魄。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也有一点微妙，各种舆论都很多。尤其是刘少奇平反以后，“非毛化”的思潮来势汹涌。我们北大很多老师与同学都赞同中国的“非毛化”。听说中央要搞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争论激烈，各种意见都有。邓大人一下子要在全世界面前回答清楚这些问题，确实是有难度的。

　　任燕说，是啊，现在中央又在考虑“修宪”，究竟是以哪一个宪法的文本为基础，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提一九五四的宪法，有人提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也有人提一九七八年的宪法。据说彭真提出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来“修宪”，邓小平是赞同的。我看到过一个材料，邓小平对“修宪”问题，强调了四个方面：第一，要理直气壮写“四个坚持”；第二，写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写民主集中制；第四，写民族区域自治。小平同志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这次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这是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国家保持安定和发展的基础。小平同志还说，这次修宪还要多参考其他国家的宪法，包括西方议会的特点、议员的产生和提案制度。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关心中国的这次“修宪”，他们要从各个渠道了解我们要走什么道路，要打哪面旗帜，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夏建国一拍手说，我看邓大人已经考虑得很全面了。人家法拉奇是有备而来、有备而问，邓大人也是有备而答、有备而回。这必定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全世界都将聚焦这场采访。任燕啊，你又一次要进入聚光灯的中心了。

　　听夏建国这样说，任燕扑哧笑出了声，说，建国你这话错了，进入聚光灯中心的是提问者和应答者。尤其是应答者，他后面站着九亿中国人，而我只是九亿中国人中的一个。不过，建国你放心，我会做好应尽的工作的。只是我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我怕法拉奇的提问过于刁钻，造成气氛尴尬，这就不好了。我接受了任务之后，心里一直怦怦直跳，所以今天特地赶了过来，好像不跟你说上几句话，心里就平复不下来。

　　夏建国沉吟着说，任燕你不用担心，邓大人是有底气的。邓大人的底气在于他知道中国是要怎么样发展。他的内心很强大，他会把他的这种强大通过法拉奇的嘴巴告诉全世界。我倒是认为法拉奇来中国是件好事，外交部根本不用怕。

　　听夏建国这么说，任燕倒安心了不少，同时也渐渐产生了一个与夏建国同样的感悟：邓小平果断地选择法拉奇的挑战来发声，是一种智慧的战略。

　　在北京炎热的八月间，任燕终于与这位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见面了。见面的瞬间，她就感到了这位著名媒体人的犀利。这种犀利，首先表现为目光，接着就表现为语言。法拉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你好，任小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来监督我采访的？

　　任燕立即明白了法拉奇话里的含义，对这样的问话她早有准备，于是微笑着说，法拉奇女士您多心了，您可以在北京的任何地方采访，没人想监督您，包括我。法拉奇似笑非笑说，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采访吗？任燕说当然可以。

　　在从宾馆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汽车上，任燕耐心地向法拉奇介绍北京的各种建筑：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前门大街，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北起正阳门箭楼，南至天坛公园路口，是古代中国皇帝出城赴天坛祭天的御路，明、清至民国时期称为正阳门大街，老百姓俗称前门大街，现在是北京著名的商业街。

　　这时候法拉奇就大喊停车，弄得司机一头雾水，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任燕心里明白，这就是这位著名记者所习惯用的“随机采访”了。

　　法拉奇采访的是“大碗茶”。这个小小的茶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坐下来，接过年轻的茶铺老板递过来的一碗大碗茶，先是伸出大拇指称赞了茶的口味，然后说，这位年轻的先生，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

　　在任燕作了翻译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惊讶，说采访我的人多了，但外国人还是第一次呢。

　　法拉奇的问话果然犀利，直入主题：请问这个茶社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政府的？

　　茶铺老板说，不是政府的，是我的，还有他，我哥们儿，我们凑钱自己开的。我们这叫“个体户”。个体户，你懂不？

　　任燕向法拉奇解释说，这个茶铺是他们自己开的，这在中国叫“个体户”，就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一种经营形式。法拉奇问，那不就是私有财产吗？任燕作了肯定的回答，解释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和保护他们的。

　　于是法拉奇就显出了不解的神情，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中国保护私有财产？我不信。

　　任燕看着她的一脸惊愕，不知这种表情的真实程度如何，于是也就当她真的不了解，便请茶铺老板拿出店铺的营业执照来展示给这位外国女记者。

　　法拉奇端详了半天营业执照，点点头，又问那位面貌英俊的小伙子，我知道你们中国的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当知青，你没有当知青吗？

　　小伙子回答说，我就是回城的知青，我的合伙人也是知青。现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了，允许“个体户”，允许个人创业。我们就办起了这个大碗茶社，自食其力。

　　这时候法拉奇马上转换了话题，单刀直入地问，你是知青？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对“上山下乡”的看法。

　　茶铺老板看看任燕，又看看周围越聚越多的看热闹的路人，犹豫了好一会儿，吞吞吐吐说，上山下乡嘛，确实锻炼了我们这代人，可是嘛，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我想嘛，反正，它已经成为历史了。

　　法拉奇笑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那你们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

　　茶铺老板似乎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看到茶铺老板的这种窘迫，任燕心里也稍稍紧张起来。法拉奇似乎感到了这种不安，于是换了个角度，继续问，那么你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有信心吗？

　　一听这个问题，茶铺老板顿时就信心十足了，大声说，当然有啊！你在北京多走走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一定会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

　　茶铺老板这一番流利的回答，突然就引发了围观群众的一片掌声。这掌声让法拉奇也笑了，举起手跟着大家拍了两下手掌。

　　任燕松了一口大气，一边鼓掌，一边心里说，这场“热身赛”，多好。

　　任燕所谓的“热身赛”之后，大幕就拉开了。邓小平正式接见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担任翻译的是外交部翻译室的译员施燕华。施燕华的翻译水平很高，两年前邓小平参与中美建交谈判，她也是翻译。

　　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这是她的习惯。邓小平注视着这个动作，微微笑了一下。

　　法拉奇或许是为了先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便亲切地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感到了惊讶，说，哦，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人已经是江河日下了！

　　法拉奇一笑，说，邓先生，我父亲也七十六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七十六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邓小平说，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说着，两人同时笑了起来，原先略略紧张的气氛此刻便一扫而光。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她是这样问的：邓先生，最近您说，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的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这话问得很尖锐。施燕华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译了这位女记者的问话。

　　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说，要永远保留下去！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会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这一斩钉截铁的似乎不假思索的回答，使法拉奇显出了惊讶的神情，但她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更加犀利地发问：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在说“四人帮”的时候，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从法拉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来看，她在采访之前早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明白法拉奇想问的是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对这样的提问他早已胸有成竹，于是缓缓说，绝不能把毛主席和“四人帮”相提并论。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

　　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然后说，正是因为遵循了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又强调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仍然穷追不舍，她甚至拿出刘少奇的案件来向主人提问：很多人认为，您为毛泽东最大的反对派刘少奇平了反，这样做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换一句话说，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的问题。邓小平沉思了片刻，说，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区分开来。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我们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毕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法拉奇这时候的目光就很犀利了，她始终盯着邓小平沉静的脸容，咄咄逼人，一连抛出四个问题：“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尖锐的问题如连珠炮般地提出，连翻译施燕华都感到了一些紧张，但是施燕华看到邓小平的表情始终十分从容。

　　邓小平缓缓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但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违背了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对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可以说是好心犯了错误。另外，他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

　　女记者点点头，继续发问，保持着她的犀利：那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泽东？

　　邓小平点点头，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谈话中，邓小平运用辩证法的思想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施燕华一边翻译，一边在心里生出了感动。她想，对毛主席作出这样的评价，就邓小平而言，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位老共产党员三次被打倒，“文革”又造成了他大儿子的终生残疾，但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是作出了这样坚定不移的回答。

　　法拉奇之后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但是在我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极好。为什么你们要挂斯大林的像？邓小平问，赫鲁晓夫？他做过什么好事？女记者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微笑着说，所以，您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

　　法拉奇一愣，一时似乎有点哑口无言的样子。

　　这时候邓小平的嗓音显得更明朗了。他说，我要告诉您，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的面孔更加严肃起来。他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您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点点头，她完整无缺地记录了邓小平的这句话。但是话锋一转，她又提出了一个令会见空气顿时绷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西方舆论。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话一出，施燕华顿时愣了，但她仍然一字一句地翻译了法拉奇的话。

　　邓小平听完问话，忽然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这位女记者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您保留您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然而法拉奇并不放弃，她迅速转换了提问的方式，开始从邓小平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提出类似的问题：邓先生，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您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您，这是否是真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又笑了一下，心里想，这位女记者果然会绕圈子。那就让她绕吧，反正这个问题最终也是要说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如何递出这个答案。

　　邓小平摸过了一支烟，点着了，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了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