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乱世求学(3)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时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衢州遭到日机轰炸，衢中先从城内府山下临时搬到东乡，1938年再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人口不足一千，在衢州城西北约二十里，中间一片平坦，四面的群山怀抱着石梁的烟树人家。

　　衢中有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高中部设在阡陌纵横、翠岗萦抱的下静岩村。一切因陋就简，借用民房的厅堂、大院或祠堂、庙宇做校舍，临时搭建了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以箬叶为顶、竹泥为墙，操场就修在溪滩边。因教室和师生宿舍散落在石梁附近上、下静岩等小村子里，上课、下课与起床、就寝都靠吹军号，镇上架起一个数丈高的军号台，司号员在台上以不同的号谱向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发出信号。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床板由几条竹片编成，课桌、课凳是用长木条搭成的。吃的是糙米饭及缺油少盐的甜菜、萝卜，很少吃到豆腐，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每人也只是几小片薄薄的猪肉。晚自修没有电灯，每个教室只有一盏汽油灯，煤油紧张时，连汽油灯也点不上，两人乃至四人合用一盏清油灯。

　　全校男同学一律剃平头，女同学发长不得过耳。穿的是齐一的校服，初中和简师学生着黑色制服和黑学生帽，高中学生着黄卡其制服和黄学生帽，他们唱着有力的校歌：

　　三衢要冲，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三人成了“三驾马车”，经常出没在静岩的道路上。他们三人天天同出同进，宿舍的床位连号，教室的座位基本上排在一起，吃饭也在同一张桌子。有时夜自修下课后，他们到小店加餐，三人同吃一大盘炒年糕或炒面，吃得津津有味。查良镛比江文焕小好几岁，称他为“焕哥”。只要天气允许，晚饭后他们常常一起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进，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的风光，笑声朗朗，消除一天来学习的疲劳。

　　石梁静岩夜夜心

　　那时，围棋名家汪振雄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查良镛从千里之外写信求教，前后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他用功读书。①课余时间，他常与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下围棋。他教王浩然下围棋，耐心地讲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有时下棋不服输，他们也会追追打打闹着玩。②

　　七、《一事能狂便少年》

　　查良镛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体育毕业成绩是82分，军训成绩75.2分。他平时最喜欢打排球。在几届校运动会上，最后的一项“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他总是第一个冲刺到终点。③

　　衢中的体育课不限于田径和球类练习，每星期还有一次爬山比赛，白云山、东山尖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白云山上俯视石梁镇，田野、丘陵连绵，一片郁郁葱葱，石梁河缓缓流过，溪水如带，环绕着茅舍瓦屋，炊烟袅袅，恍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烂柯山也成为他们假日游玩的好去处，群山盘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梁，蔚为壮观，繁花萝藤，目不暇接。《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在湘西的隐居处，依稀就是这里的景色。

　　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的“土报纸”制作，级任老师要批改。抗战时期衢中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这里任教。查良镛的语文成绩比碧湖时要好，几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为85分、83分、88分、86分，毕业成绩为83.9分。每当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

　　图书馆尽可能地为师生提供参考书籍，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学生常常到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书和还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查良镛最爱借其中的世界名著——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8—39页。

　　②　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衢州日报》2004年11月2日。

　　③　《衢州与历史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200页。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籍表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习成绩表

　　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这位友人是那些有着火热的情绪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种事情都像在拼命。而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友人的，正由于这种性格。因为狂气固然会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愤怒与厌恶，而冷静同样要使狂气十足的人觉得万分地不可忍耐。对于这个，我和安德雷·马罗斯有着相同的见解：“其间发生的误会与不幸，应当归罪于人类的天才，胜于归罪于个人的恶德。”所以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这位训育主任有什么不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和他几乎相差三十岁的年纪。这种差异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为放弃教育手段而勉强别人增加年龄是一件不值得赞美的事情，并且狂气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东西。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的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底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①

　　当时衢中文风很盛，陈康白、袁微子等老师，罗威等同学都在“笔垒”发表过文章。查良镛的文章文笔犀利，在衢中引起小小的轰动，阅报栏前吸引了不少同学。小小年纪，论述却颇见功力。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真实想法的流露。难怪陈向平要将它发在“笔垒”头条，并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个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②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陈向平还指点他来年去报考西南联大。

　　八、《人比黄花瘦》

　　同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刊登在“笔垒”版首——

　　由于对弱者的蔑视超过怜悯，由于习惯了用严峻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内在，我对李清照那传诵一时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可以说是反常地保持着一种十分不愉快的感觉。它总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图画：一个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风地站在一丛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许多近乎是无可奈何的联想。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清照在这句子中是故意显示自己底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她是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怜惜中。

　　①　《东南日报》1941年9月4日，浙江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②　何因《金庸与衢中》，《衢州与历史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199页。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来非难李清照，企图用什么她不应当承受的言词来侮蔑这位我们要给予同情的作家。在从前，女子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求得别人底同情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达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

　　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下，高贵伟大等是人性胜利的结果。孟子性善的学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但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见，人类的本能却大部分是丑恶得使人不能正视的。求得别人同情与自我怜惜也是这种本能之一种。

　　儿童希望得到慰藉，则显示自己底创痛，或甚至伤害自己以得到充分的悲怜，即使是成人，也未必减少一些这类的冲动，不过因了教育与经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李清照这诗句是这种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底痛苦夸张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是这类性质的绝顶。比如乞丐们故意毁坏身体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类底弱点。

　　对于这些病态的心理，我们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为了有些近乎肆意谩骂我不愿引用，否则，韩愈的一句批评似乎是颇适宜的：“摇尾乞怜”。

　　……我不是对“同情心”有什么否定的意见。相反地，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①

　　查良镛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批评“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怜惜的心理”，虽然他对弱者的蔑视不无少年人的偏激。

　　①　《东南日报》1941年12月7日，浙江省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衢中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经常说起查良镛的国文和英文根底深厚。他的英文成绩一直在同学中保持着优势，在石梁的四个学期分别为85分、91分、91分、90分，毕业会考90分，以89.6分的平均成绩毕业。

　　查良镛在全校性的各项活动中多次崭露才华。1941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他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Risingofthe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听不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①

　　九、鼠疫

　　衢州位居浙、赣、皖、闽四省交界，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夕便修建了机场，是战时东南数省最大的机场。日寇飞机频频轰炸衢州就是针对这个机场，群山之间的石梁也时遭敌机轰炸。有时正在上课，敌机来袭，师生就疏散到附近的田边、溪边，敌机一去，再回教室上课。有一段时间，因敌机空袭频繁，他们到山丘地带上课，学生坐在草地上听课、记笔记。一次，炸弹在查良镛身旁不远处爆炸。他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上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他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②

　　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州城内空投黄豆、麦粒、麦麸、棉花、传单和跳蚤等，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不久即造成鼠疫流行，蔓延六年，波及衢县的51条街巷、19个村庄，死亡1160多人，1941年5月中旬是发病高峰。③鼠疫在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就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条船上，任其自死，七天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

　　①　《衢州与历史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199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6页。

　　③　《衢州文史资料》第3辑，22—23页。

　　当时查良镛读高中二年级，在石梁乡下上课，他的同班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染上了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出钱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衢江中的一艘小船。姜子璜是史地老师，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上地理课不带教材，凭一张地图就可以把山川形势讲得清清楚楚。查良镛是班长，心中虽害怕，但义不容辞，在黑夜中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他和姜老师互相向全身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整个抗战期间，他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①

　　毛良楷患鼠疫死亡，全校放假七天，查良镛心有余悸，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惧。他目睹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衢江边的生离，就是死别！船离他而去，生死成一线，衢江边和同学垂泪永别的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他的生命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弟弟的生命，还有同学的生命。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罪行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941年11月中旬，衢中发生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衢州和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查良镛也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校长陈博文原是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比较爱护学生，尽量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学校恢复上课，他因此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对金华、衢州等地的攻势，1942年4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石梁近在咫尺，也不得安宁，早饭后任课老师就分头带领各班学生疏散到山边树林上课。一个星期天，不少学生在教室里做作业，警报一响，大家纷纷疏散出去，跑到田边洼沟里躲避。十几分钟后，一架敌机在教室上空咆哮，然后低空盘旋，打了几个圈才飞走。